方励之《吃刺猬的年代——科大的第一创世纪》

发表于 方励之

[(序)2008年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科大天体中心准备邀请方励之老师回校参加天体物理校友学术会议,学校没有批准,原因是怕方老师 回国的影响超过校庆, 而且可能有国家领导人参加校庆。在这之前,中国国内的一些学术会议也邀请过方老师,都被领导拒绝了。连香港的学术活动,也未能入境参加。原因似乎都明白, 但还是想不清楚。方励之还算不上是共产党的敌人。杀过多少万共产党人的国民党领导人,还能在北大演讲呢。如果说那是祖国统一的需要,可方励之在国外为海峡 两岸的学术交流,已做了好多年的工作了。

方老师不能回中国参加科大校庆,我们一起在网络上庆祝吧。这里给大家推荐方老师的科大回忆录,算是校庆的开始。同时也在此呼吁,中国国家领导班子能对“各 种不可逾越界限随着时间均已渐渐地淡去”,“登楼直上高处”,让方励之老师回国参加校庆和学术交流。可以想到,科大一百周年校庆,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在 了。但那时候的人们,回想今年五十周年校庆,不会有什么比能让方励之回校参加校庆更欣慰的了。那时的校友不会明白方老师回忆里的内容了,但会感到一个民族 在意识形态上的转变。(晨剑)]

1958年我进入刚刚创办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迄今整五十年。谨以此文献给活着的,逝去的,戴过枷锁的,自由的,赝自由的,留在大陆的,流到海外的,为科大的创世吃过刺猬的师長和朋友们。

2006年2月12日晨,二,三十个好事者在北京西郊的香山饭店聚会。突然,会场上一个电话打到Tucson,接到我家。要我答话。一位相識四十八年的老友張永謙(原科大物理教研室同事,现中共央央党校退休教授)问:

“老方,我現在在香山。你还记不记得在香山吃刺猬的事?”
“当然记得,那还能忘……”忙答。赶快说清是在那个地方火烧刺猬,以证明我的確没有忘記。

“那还能忘”—— 那是科大的创世纪。

“ 大家齐努力,学习毛主席”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大),是在1958年创办的。办校的目的是利用中国科学院的学术力量培养科技人材。 特别是培养研究和制造核弹、 导弹和卫星(简称‘两弹一星’)的人材。当时中国发展‘两弹一星’的计划,刚刚起步。中国科学院的体制完全仿效苏联科学院,研究人员不在大学任课,也无义 务带研究生。因此,创办一所大学由这些人任教,一箭双雕,一可有效使用科学院人才,二是给教育部的本位主義(不分配好学生到科学院)釜底抽薪。

我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共工作了二十八年又五个月,从1958年8月初到1987年1月初。在我到科大报到时,全校总共还只有一百多个筹办人员,没有学 生,许多教师尚未报到。创办时,科大校址在北京复兴门外玉泉路。我離開科大时,校址已在合肥。我进入科大和离开科大的时间和地點虽然相差很大,但对我而 言,有一个共同点。我进入科大时,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我离开科大时,再次被开除党籍。两次开除党籍的方式也十分相似。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章程,开除党员的正常手续是,先由该党员所在党支部召开全体党员会,进行讨论,该党员有权在会上申辩。经讨论后,再付表决。若获通过,再 呈报上级党委。批准后,才算生效。可见,开除党员一般情况費時不貸。但是,党章上也规定,如遇紧急情况,上级党委可以直接决定开除一个党员,不需召开党支 部会,也不給被开除者以申辩的机会,立即执行。按一般解释,党章所指‘紧急情况’,是战争,火灾,或大地震等。在那种瞬息万变的场合,容不得正常的手续。 可以“火线入党”,也可“就地正法”。

我前后被开除党籍那两次,都是被“就地正法”的,尽管都不在战场上。之所以“有幸”如此,主要原因是,大学本就是一个战场。毛泽东曾说“我们没有大学教 授,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按:指大学)统治”“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实际上是国民党”。也就是说,大学實質是一个 国民党匪帮占领区。在大陆上消灭了国民党的正规军队后,大学就变成了消灭蒋匪的一个主要战场。就这样,我被‘紧急’地消灭过两次,儘管我的教職不是中国国 民党,而是共产党当局批准的。

反右派运动之后,教育方针更富党性: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科大校歌的主要几句是:“迎接这永恒的东风,把红旗高举起来,又红又 专,亦工亦农”。乍一听起来很像一首共产党党校的校歌。在1958年9月的开学典礼上,陈毅和聂荣臻二帅来参加,明确地说,科大应按照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 军校━━抗日军政大学的样子办。科大在北京的校园原来的确就是一所党校,即中共的国际党校,它的学生主要是那些共产党还没有夺得政权的国家的共产党人,包 括后来夺得政权的红色高棉执政者波尔布特。

第一任校长,由当时的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兼任。郭老是一位诗人,历史及考古学家。但科大的系科,都是硬学科。不負責培養诗人(自封者除外),也没有历史系,只考古与硬科学有点关系。尽管如此,大家还是争相传颂郭老的诗。那时流行的一首是:

郭老不算老,诗多好的少。
大家齐努力,学习毛主席!

大—家—齐—努—力–呀!学—习—毛—主—席–呀! 喊声此伏彼起,,一声高过一声,在38路公共汽車終點站——玉泉路十九号的伟大上空徊荡……

这是大学的主旋律。

异类即“洋财”

科大最初的一批教师大都来自科学院,但有两类。一类是老教授,是当时国内一流的学者(多為老學部委員),物理教授有吴有训,严济慈,施汝为等等。他们都是 兼职。除上課外,不常來。另一类是年轻的专职助教。以物理教研室为例,助教大都来自科学院各研究所。其中,60%以上都是政治处理品,即在反右派等政治运 动中被开除党籍,开除团籍的,停止党籍,停止团籍的,党内警告,团内警告的,以及同情右派,有右派思想而被内控者。在物理教师中,我的右派等级(开除党 籍)不是最特别的。中国科学院四大青年右派中,第一名何荦(原物理所),第二名 项志遴 (原近代物理所),前后都来了科大。

首任科大黨委書記,郁文,曾“不无得意” 地说,搜羅到這批反右政治处理品,是他发的一筆“洋財”,用于办科大的第一筆“洋財”。

从此,收容政治处理品,特别是右派,似乎成了科大的一个特色(传统?),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以至某公(物理教师,后去上海交大,暂隐其名)建议,應在科大的校門口竖立一座虛擬的门碑,刻上一首類似紐約愛麗絲島自由女神像的底座上的詩:

給我你的疲憊,給我你的匮乏,
給我你對自由的渴望和絕望,
來吧,
一切無家可归的人,
來吧,
被風暴摧殘過的人……
來吧,到我這裡來吧,
我為你在這金色大門旁高舉著火炬!

科技大學的大門,无论北京的,或合肥的,都不是金色的。但进了这个大門的,当初的確不少是被清理出階級大門的“無家可归”者。

1959年秋,科大物理教师被安排去‘亦农’(思想改造途徑之一)。到香山上挖魚鱗坑,种树用。極重的体力勞動。那个中午,我一顿饭吃了九个标准大小的馒 头。當我正準備拿第十個馒头時,忽聼有人大叫:“抓到刺猬啦!来吃啊!”原來,政治处理品之一葛榮壽(当年物理教教研室助教,現已退休)抓到一只秋肥的刺 猬,其他幾個政治处理品正忙着燒而食之。就此,哄笑夹着噱笑,在京郊的山梁上升起。不知就裏的人,會以爲這是一群狂放的年輕人在登高盡興呢。在當時,把嚴 肅的‘亦农’變成秋游食野,大概只能屬於科大。絕不可能发生在北大等嚴肅的学校。

這就是為什麼,五十年後,當事人還都記得刺猬事件。当然,吃刺猬者并非不理解那是多麽“嚴肅”的年代,而是理解得更深罢了。诚如斯宾诺沙被逐出教门后所言 :

有如以前由于宗教的长剑而理解了宗教一样,现在又因政治的绞索
而理解了政治。

葛榮壽縂結歷史經驗,歸納了一條定理,被誉為葛式第一“定理”∶別想着不挨(政治)整。即不挨整的概率为零。後來知道,数学教师中也有类似的‘名言’。陈 希儒(当年数学助教,現已過世)常用他的湖北腔说:“每当听到(毛主席)语录歌,我的腰不自觉地就会弯了下来(准备挨斗)。”

法式授课

“教授治校”,在反右运动中,遭到嚴厲批判。 1958年之后,各课教学大纲都要受到政治检查,以确定是否符合党的教育方针。但是,科大的物理诸课,一律是教授治教。

嚴濟慈先生的授课是出名的。但他从不按教学大纲讲课。他還特别強調,如果你真懂一门学问,你应当能从任一地方讲起,都能让学生听懂。1958年秋。严先生 决定作一次教学示范,以飨科大同仁。内容是法拉第电磁感应。除了学生,物理教师也都参加,听众有五百人以上。严先生要我为他的示范教学课作助教。他交待给 我的任务是二十年代法国式的助教。教授只讲而不动手,也不写黑板。助教要随着教授的讲授去写公式,畫圖,擦黑板,摆弄演示法拉第效应的仪器。幸而我听得懂 严先生的標準浙江东阳口音,没有因写错公式而挨训。不过,两小时不停顿地跑上跑下讲台,真的很累。其后,法国式的的助教方式并没有在科大流行。不过,教授 治教成了定式。

从1959年开始,许多课逐渐由年轻教师主讲。教师治教风气依旧。当时,在嚴肅的单位,如北大,凡在反右运动中被划入另册者,是不准上讲台授課的,因为那 是让右派与党争夺青年,破坏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李淑娴虽在1959年即摘去右派帽子,但直到1975年才准予给学生上课,比我晚了整整16年。而 1959年尚未摘帽的何荦,在科大一开始就主持物理实验教学。

我到科大第二年,1959,即开始独立上课。1960年,一门量子力学课原由近代物理所的朱洪元研究员主讲。课到一半,他有事突然离去。后一半课,叫我去 接。虽然我只是个不名的助教,“漏网右派”,倒也没有考查这是否符合党的阶级路线。我告诉一些学生,“资产阶级学者”N.玻尔曾说过,谁要是在学量子力学 时不感到糊涂,那他根本就没有弄懂量子力学。所以,如果你聼我的課時感到糊涂,那十分正常。如果你不感到糊涂,那證明你没懂,或者你比N.玻尔要天才。当 时,我還写過一篇四千字的文章“要多想,要善于想”,鼓吹学生独立思考,大談不要简单地相信教师讲的,要经过疑问,有过真糊涂,才能真明白等等。该文居然 被科大校方推荐到《光明日报》上发表。北大有人惊呼:科大真异地也。因爲,北大同学知道,1955年我在北大上學時,也曾在团代会上呼吁過“独立思考,不 要盲從”等等,结果遭到北大党委的严厉批判(现在听起来似乎是天方夜谈,但有北大校刊等为证)。

笔名“王允然”

再對比反右以后的北大和新建的科大。北大物理系的教师分两类。一类是教学编制,只能教学。另一类是研究编制,专做研究。教学编制的教师是不得作物理研究的。否则即属白专道路(也是一顶沉重的帽子,虽然不算反革命)。至于右派,更不准私自作研究。

相反,在科大的青年物理界,则流行另一種説法:如果一個人不能在25嵗以前独立發表論文,就證明此人没有能力作物理研究。鼓吹此說最力者又是葛榮壽,堪稱 葛式第二“定理”。1959年,我已二十三嵗,还沒發表過論文。以前從事機密的核項目研究,不能發表論文。还有两年我就到了葛式定理“大限”。有压力。 1959年起,科大許多物理助教開始了自己的研究。大多沒有導師。研究条件也很差。当时只能看到苏联的现期期刊,欧美的出版物要事隔数月到半年以上才看得 到影印件,也收不到预印本,当然更没有任何grant。儘管如此,这终归是在作自己喜欢的事,困难中也就有了乐趣。特別,比起“白专道路”帽子下的北大同 儕,我們确是在一个“特區”了。我不記得科大曾有過很认真的“拔白旗”邉樱创驌簟鞍讓5缆贰钡倪動)。可能因爲,在科大,一眼望去,盡皆猬刺,如何拔 得?

1960年春,我开始投寄论文。初秋,我的一篇论文《用变形的传播函数计算核子的电核半径》被《中国物理学报》(Acta Physica Sinica)接受。很高興。這是我的第一篇,基本滿足了葛式条件。然而,《中国物理学报》不在“特區”,问题来了。1960年初冬,一天下午,在教學大 樓西翼一个没有人的楼梯口,钱临照先生叫住我。钱先生当时也在科大任课。他和北大王竹溪教授主编《中国物理学报》。钱先生的面色喜忧各半。他先高兴地说,

“你的那篇论文即将付排发表。”
接着,又说:
“不过,不能用你的真姓名发表,你是不是改个名字?”

有 点奇怪?!物理学界的传统是,论文一律需注明作者真名真姓真实工作机构以及真实通讯地址,以便负责。何来笔名?当然,我立刻明白。对我这种另册公民来说, 在当时,发表论文已违规。笔名或可蒙混过关。这是钱临照先生援我的一招。我干脆就请钱先生代我随便取一笔名就是了。他答应了。

1961年第一期《中国物理学报》,17卷57页,刊登了我的论文,作者名字赫然是‘王允然’。心想,钱临照先生厉害,这个笔名可不是随便取的。它暗示,在中国发表物理学论文,除了同行的审稿外,还必须有His (her) Majesty“允然”才行啊!

后来,笔名蒙混过关也不行了。凡投寄《中国物理学报》的论文,都要先由作者所在单位进行政治审查,无政治审查证明文件者,不予审理。難逃无产阶级专政的恢恢天网啊。幫我逃脫天网的還是钱先生。

经钱临照先生的推荐,我參加了物理研究所李荫远教授的研究組。李荫远教授当时是物理所固体物理理论研究室主任。參加李先生的研究組,对我有极大的帮助。凡 是我与物理所成员合作的文章,就可以从物理所投寄,也就避免了对我的政治审查。因为,不经科大投寄,科大不会审查。再则,我在政治上不属于物理所管理,物 理所的政治部门也不会审查到我。就这样,利用政治与研究二者的交叉位错,我的一篇篇论文成了一条条漏网之鱼,得以用真名发表。

钱先生的专长之一,即是固体中的位错(dislocation)。李荫远教授于九十年代淡出物理研究,转而研究新诗。2005年有《当代新诗读本》出版。 他在“前言”中说“编者服赝‘诗歌合为事而作’之论,因而看重涉及世势坎坷的篇章”,当年的物理论文,也有“涉及世势”的坎坷啊。

在 物理所,我的研究方向也改向固体物理。最初,我研究杂质在固体中的作用。作了一年,发表了两篇论文后,我又改向激光物理。1961年,世界上有了第一支激 光,1963年,中国有了第一支激光。后者就是在物理所制造的。激光物理是全新的物理领域,刚刚在开拓,所以,有极多的课题有待于研究。除了在科大上课和 政治学习外,我全力投入了研究。那是1957年以后,最成功的一年。1964一年里,我一连完成六篇论文,其中四篇在当年的《中国物理学报》上发表。那一 年,我是《中国物理学报》上发表论文最多的两个作者之一。钱临照先生看到我时,也每每淡淡地微笑。钱临照先生对科大后进之提携(我只是受惠者之一),实可 谓竭尽全力。有几次钱临照先生的小女儿(北京邮电大学物理学教授)不无妒意地说;“我父亲关心你们比管我们还多。”科大早期物理教研室的不到四十个年轻人 中,后来有三个成为学部委员或院士。这与钱临照先生有教无类的提携,“看重世势坎坷”,是分不开的。

告密和結婚潮

1961年以后,阶级斗争的弦又上紧了。大学里的教学及研究气氛日淡。学术研讨会愈来愈少了,政治学习则增至每周至少一天。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形势更趋紧张。形势紧张的一個標誌是告密无处不在。

当时,青年教师大多未婚,住在教师集体宿舍,三四个人一间。闲时不免议论时政,用词不加检点,常成为告密者的猎物(祸从口出)。 一个偶然的机会,科大物理教研室的教师发现了一本告密的筆记,其中的一段记录是:

五个人在一间教师宿舍中闲谈,话题是关于报载的一个腐败案件,发生在北京。
B:“皇帝眼皮底下怎麽会发生这种事!”
A:“你(指B)是不是发烧了。”
F:“有没有阿斯匹灵(给B吃)。”
这时,D 在暗笑。

当时的告密者还没有录音录像设备,但这一段记录之不亚于秘密录像。这段告密记录的关键是, B不用标准敬体,而用‘皇帝’来称谓最高当局(毛)。其他在场的人没有纠正B的用词,反而用戏谑的方式(“你发烧了?”“该吃阿斯匹灵了。”),强化B所 用的称谓。这证明,所有在场的发言者,暗笑者,都是对最高当局大不敬的。

记录所說‘教师宿舍’是B,A 和F 共住的集体宿舍。其中,B是鲍世综,后去浙江大学物理系。A是区智,与我合作發表过论文,现在美国加州, F 是我。D是戴和俊,后去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D不住我們房間,只是偶尓过来闲谈。注意∶“五个人在一间教师宿舍”,却只有四人被记录。后来,B,A,F 和D回忆起,那天确实有第五个人在场,这第五,无疑是告密者了。将来如果有一天,能公布科大创业年代的告密档案,一定不亚于东德的“窃听风暴”。

连闲谈都被如此严密地监视,可见环境之险恶。后来,年轻教师纷纷结婚,速速搬离教师集体宿舍。我也是其中之一。导致结婚潮的原因之一是逃避告密,当局还没有财力足以在每一个家庭里都装上窃听器。

有杂质才成为红宝石

60年代初,北京市市长彭真和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计划把北京变成‘水晶城’,即居民中没有任何阶级敌人,全都具有良好阶级成分。北京成为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 城市。为此,各种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或潜在的对象,一一被勒令迁出北京。我虽不是正式的专政对象,但也算晶体中一个‘杂质’,故也成了被逐出北京的对象 之一。

那一次,科大一共有一百多人被下放。大都是这类的杂质。开始我们都被驱赶到北京西南的长阳农场体力劳动。除了劳动,每天都有政治学习,说谎、夸大、唯心的 起誓、做作的忠诚,强颜的笑,就是政治学习。人人把内心深深地掩藏在一付猥琐的脸孔之下。人人都明白,无论你再多麽勤奋,再多麽虔诚,也不会洗去身上的 ‘杂质’印迹,就如《悲惨世界》中的让瓦尔让一样,无论多麽努力工作, 也不能洗去那一块面包之罪,也不能免于终生被追捕的命运。下放长阳的人,也没有别的希望,只有等待着自己被逐出北京的命令。

1965年4月我接到了通知:调我去辽宁省营口的一个电子工厂。此一去,也就永远离开物理学了。同我一起在农场劳动的人,接到命令后,一个一个地离去了。我也准备走。在那个年代,绝少可能违抗这种调令,特别是“杂质”们,要知道,全国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

后来,我终于没有走。一个奇迹。

奇迹源于严济慈先生。他得知我的调动的消息后,要去了我当时发表过的十三篇论文的抽印本,并迅速找到科大党委书记刘达,公开表示不解。为什麽要把这样的年 轻人调走?严先生当时是科大一位非党副校长,对科大的人事事务是无权过问的。一位非党副校长为一名“杂质”助教的调动向党委进“逆”言,在“水晶城”时代 中,是极其罕见的。更没想到,刘达居然接受了“逆”言,又是一个极其罕见。刘达不仅命人事部门收回了我的调命,而且终止了所有为创建“水晶城”发出的调 令。科大被“水晶城”政策殃及的人因而大大减少。

事过之后,严先生把抽印本又都还给我,说:“放在我这里浪费,以后你也许还会有用”。晶体光学是严先生最有研究的领域之一。后来,在一次论及激光用的红宝 石的会议上,严先生似乎漫不经心地说:“纯晶体有什麽意思?不过就是氧化铝。只有加了杂质,它才会变成红宝石”。“杂质”的存在和坚持是必不可少的。罗 曼·罗兰说过:

在这前进的历史战车中,我们并非微不足道的小轮子,只要我们自己
把住自己的舵,我们就是在参加当代的创世。

是的,哪怕我们只是极少极少,也并非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轮子。在科大创世纪里,不少尊敬的师長和朋友们,坚持住了自己的信念,在逆流而上时,把握住了自己的舵。

或许,刘达也算是个“杂质”或“异数”。

1987年我被开除出科大后,住在北大。夏天常常骑车斜穿中共中央党校校区去运河游泳。刘达当时已退休,住在中央党校。我游泳后常去看他几分钟。他有时也 散步来北大我家,闲聊。我那封写给邓小平的呼吁大赦政治犯的信,是刘达转递的。有一次,谈起科大当年,谈起共产党。刘达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

“共产党不喜欢你!”

我没有回应,停了几秒钟,他又似乎是自言自语:

“共产党也不喜欢我!”

尾声: 八十年代

文化大革命之后,吃刺猬的一代,一个一个地离科大而去,一代人凋零了。共同的经历和记忆,则是超越的。各种不可逾越界限随着时间均已渐渐地淡去。1999年,前述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張永謙,突然给我寄来一阕“如梦令”(减字),题为“思念”:

曾忆蔚秀日暮,登楼直上高处。
心平气不急,能否健如故?
难驻,难驻!
看花漫洒雾露。

我也和了他几句(不减字),也算是“思念”吧,

敢忘玉泉朝暮,常忆真情险处。
君问今如何,大漠狂烟如柱。
如柱,如柱,
踏花归去是路。

是啊,看花,踏花相去万里,但岁月均已远逝。

科大旧友,邓伟廉,数学系讲师,其伯父邓仲元是最早追随孙中山的一位军事将领。至今广州还有他的雕像供人瞻仰。其父原为国民党政府所辖航空公司的首 脑,1949年率所部人员起义,全部飞机从香港飞回大陆,投向共产党,这就是中国民航(CAAC)的首批飞机。邓本人原在燕京大学历史系念书,韩战爆发, 参加志愿军抗美。朝鲜停战后,回国,改学数学。因言论得罪中共当局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斗,被押。七十年代末,邓伟廉移居香港。中英签定香港问题联 合声明后,他再从香港移民到斐济,而后再到葡萄牙。80年代初,我去香港看望他,在大屿山麓徜徉,他发誓不再与中共当局有任何接触。90年代,我再去葡萄牙看望他,在亨利王子远航纪念碑下,他再发誓不与中共统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任何接触,耻食周粟。

80年代初,刘达到深圳访问,一定要与当时在港的邓伟廉来深圳叙旧。但因邓伟廉拒领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印章的入境证,不能入境。为此,刘达特别找到习仲勋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一定要他准予邓伟廉入境。就这样,耻食周粟的邓伟廉得以无证入境,与“中央顾问委员” 刘达在深圳共叙衷肠,再无证出境。

创世纪的真情和险情,永远留在当事者的心里,无论活着的,逝去的,戴过枷锁的,自由的,赝自由的,留在大陆的,或是流到海外的。科大南迁到安徽后,是第二创世纪了。那已超出本文的范围。不再写。就用一张80年代科大的风俗照,作为结束吧!
NewArticle005
赤条条,逆流而上者图。

二零零八年 一月六日, Tucson

About kongliang

I am a mathematician interested in quantum field theory.
This entry was posted in 转载. Bookmark the permalink.

Leave a Reply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Log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Connecting to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