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励之《八公山下的再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1969―1970年》

今年又教广义相对论,不禁又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岁月……

1969年5月到8月之间的三个月,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间歇期。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刚刚过去,新的高潮尚未到来。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开始(1968年夏),我就被隔离在科大。直到1969年5月才被准予回家。我的小儿子是在我被隔离后的第九天出生的。在我回到家时,他也快满一岁了。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他。这三个月里,我虽然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但生活不无逍遥。正值暑期,我们全家的日常活动之一是下午四点以后去颐和园游泳。当时颐和园的游人极少。深水区水也净洁。我们大都是最后几个游完上岸的人。向回走的时候,除了偶尔看到一两个船工在收船外,整个颐和园空荡荡的。从知春亭西望,夕阳正在玉泉山后缓缓下滑,塔影延伸到昆明湖面上,半隐半显。燕京十六景之一――玉峰塔影,只在此季此时才可以真正地看到。

这三个月里,算是我们一家最长的团圆期,其后的二十年(1970-1990)里都是分离的,或一分二,或一分三,再也没有长于一个月的团圆期。

◇ 下迁

新的一轮风暴始于1969年8月末。当局发布命令(即所谓林彪第一号命令):所有北京的大学都必须南迁,因为苏修要入侵了。北京的大学迁出北京,在历史上有过一次,是1937年,当日本即将打入北京的时候,大批学校迁往西南,那是战争所迫,是逃难。文化大革命的大迁校,更主要是出于共产主义的一条意识形态原则:和平会使人变成修正主义,斗争和战争才使人永葆革命的“青春”。

首先是北京大学宣布,将迁往江西鲤鱼州。1969年8月29日,李淑娴首批被遣离北京去江西。一家的团圆生活就此结束。

中国科学技术大也要迁出北京。

不像北大,清华两校有过南迁的经验,逃难也颇井井有条。科大则像只没头苍蝇,向北京之外乱撞,没有目标。科大接到迁出北京的通令后,有三个月迁不出去,原因是找不到一个地方愿意接受科大。当时,科大曾派人分头去四川、河南、山东等省联系外迁,都失败而回,没有一个地方欢迎科大。当然,北大,清华也不是去什么好地方,他们的新“校址”――江西鲤鱼州,原来是个血吸虫疫区,老劳改农场。

只有诸葛亮的老家河南省南阳县,还有一点尊重智者的遗风,表示欢迎科大来诸葛亮的茅庐办学。可惜,一个茅庐容纳不下整个科大,作罢。在那三、四个月里,科大是被北京市委无价转让的处理品,摆在外面,任人挑拣,但没有人要。也不怪,毛泽东给大学的总评语是:池浅王八多。谁还愿意接收这种中国人最鄙视的动物组成的群体?

最后,安徽省接受了科大,同意迁到省会合肥。安徽以盛产王八出名。中国出口赚取外汇的王八(现在不应当再称“出口”和“外汇”,因主要出口地是香港),百分之八十出于安徽,所以,王八的名声,在安徽不算太坏。一次,我和一个同事背了一篓王八从合肥回北京过年。在火车上,我们睡着了。忽听一乘客大喊“谁的王八!”原来是我们的王八逃出篓外。除了连忙道歉外,赶快到全车厢抓王八。一快事也。

于是,全校迁往安徽。搬迁过程极匆忙草率。后来统计,全校的仪器设备有一半在搬迁中被毁坏。还没有看到一个入侵者,辎重已经自损一半。

1970年1月,春节一过,我们物理系的一批教师和学生动身去安徽。安徽接受科大,也并不是因为他们需要大学教育。到那时,大学停课已快四年了。到了安徽,继续停课。大学的任务不是教育,而是接受无产阶级的再教育。

因此,火车一入安徽,并没有送我们去合肥办教育,而是径直开进淮南矿区,要我们去接受煤矿工人的再教育。我们的一队是去谢家集第三煤矿(简称谢三矿)。

谢三矿位于八公山南麓。西面是寿阳县城。古时候,有淝水流过寿阳县城和谢家集之间,现已淤塞。所以谢三矿正位于“淝水大战”(382A.D.)时东晋的阵地。前秦苻坚虽兵多将广,但因他没有望远镜,看走了眼,把八公山上晃动的草木都误认为是晋军,打了败仗。从此,苻坚被“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语讥笑了一千多年。今天看来,苻坚也可能不是独一无二的。不是吗,就是有了望远镜的今天,伟大的统帅不也是满眼看到的都是阶级敌人吗。

我们到淮南时,八公山上已经没有草、也没有木了,是秃山一座。由于地下挖煤,造成地面不均匀地下陷。有的地方沉降多,有地方少,形成极难看的矿沉地貌,没有一点古战场的兵戎气势。只是寿阳城城墙还在,它比一般的县城城墙高大,似乎可以想得到苻坚登高远望八公山时的惊恐神态。

◇ 矿井下的生活

谢三矿是五十年代用苏联的技术修建的。现在(2006)已经报废。当年在淮南矿区中,它是最好的几个矿井之一。平均日产量二、三千吨,煤的质量也很好,直接运往上海。

再教育的第一课,就是下井挖煤。妇女被禁止下井。55岁以下的男性学生和教师一律都要下井劳动。谢三矿的煤有两层,第一层深一百多公尺,第二层深三百多公尺。坐竖井里的缆车,垂直降下,进入地层。我们主要在第一层回采区。在井下,由矿工带路。开始走大巷道,直径约五公尺,宽敞,有路灯,类似地下铁路的通道。进入支巷道,路灯就没有了。除了人人头顶上的一盏矿灯外,没有其他光源。路很窄,大家只能排成一列,在黑暗中相互跟随。这时,最重要的是,紧紧盯住前面的晃动的灯光,随着前面的光走,不能稍有疏忽。有的地段,巷道曲折,不及时跟进极易迷失前人的灯光。那时,你的周围是各向同性的黑,找不到方向。遇此情况,决不要动,因为巷道网错综复杂,不熟悉的人,很容易走错。如果误入瓦斯区,还会有生命危险。原地不动,等工人师傅回来找你。

越接近回采区,越难走。已经不是路,而是大大小小的洞,有的洞只能容一个人俯伏爬行。进入回采区,空间又变得宽大。那是一个用密密的钢柱在地层里硬挤出来的一个空间,俗称掌子面,高约两米,宽约六米,二十多米长。人群沿着掌子面一线排开。挖煤。

挖煤的方法很简单。沿掌子面,有一条传送带(俗称溜子),只要把你周围的煤铲到溜子上,就完成了。煤的比重比山石小,所以,挖煤比愚公移山容易得多。在黑暗之中,除了脚下的煤,脚边的传送带外,甚么也看不到,甚至看不清近邻的同伴。因为相互看不见,就也极少谈话。工作时,除了听到铲煤声,溜子的转动声外,人群总是默默的。只有一次,一位眼睛不好的同事,不小心一脚踩到溜子上,人同煤一起上了传送带,向下溜。他大叫起来,人群才被惊起。幸好他很快被下面的人从传送带上拉了下来,免于变成一块煤的命运。黑暗也保护了他,没有人能看清他在溜子上的神色。随后,人群复归沉默,溜子继续转动。

“吃饭了!”一个声音传过来。工作停止,大家沿着掌子面一排坐下来。这时,一个布袋从排头起一个人一个人地传过来。袋中装有大饼,每人从中拿一个,这就是全部午饭。几分钟后,再传过来一个水壶,每人喝一两口,再递给下一个人,这就是全部饮料。吃饭之前没有洗手,矿下没有洗手的地方,也没有感到有洗手的必要。反正一切都是黑的,也看不清自己的手。在一切都看不见的环境里,人似乎会失去许多常规的反应。

上井以后,才发现全身是多么黑的。这时,再有大饼一定不会抓来吃。矿工洗澡池中的水也是黑色的,可以抓出煤灰来。不过,这样的水照样可以把身体洗净。

几次下井之后,就习惯了。有一次我和少数几个人还去掘进区“卖苦力”。任务是开掘巷道,把煤层切开,为回采开辟工作面。这里比回采区艰难。不能通风,空间里飘满粉尘。 地层不断散发出被压抑了几亿年的热,温度极高,人人都是赤条条地工作。在惨淡的矿灯下,只隐约可见赤裸人体在黑暗中蠕动,从一个黑暗蠕动到更黑暗的前方……为但丁“神曲”作插图的Gustave Gore大概下过矿,不然他画“地狱篇”不会那样逼真地再现了矿下的场景。

临近五一劳动节,谢三矿的井口上,挂上了许多大红标语,‘大干三十天,产量超万关’‘五一献礼,日产万吨’等等。不外希望工人多劳动,多产一些煤,并无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性。按我在井下工作的了解,多产一些煤,不是很难的事。凡在掌子面上工作,平均地说,每班工人在井下的八小时中,只有三小时是在挖煤。其余时间并不真干活,有时一连几个小时干脆静坐等待下班,实质的怠工。只要少怠一小时,就可以增产百分之十或更多。

可是,‘当家作主’的工人阶级,好像根本没有看见矿井上的标语。下井后,照样只工作三个小时,照样静等下班。全队工人皆如此,没有一点不同于往常。无产阶级专政虽很有效,但到一百多公尺的地下,威力就差了。当我也在黑暗中枯坐而不得不陷入沉思时,一个工人悄悄地说:“一天六毛钱,就干六毛钱的活!”

这六毛钱称作下井费,是工资之外的附加。不论何人,凡在井下工作一班就有六毛钱。理由是,井下辛苦也有危险。当时,煤矿工人的全国的死亡率是一年约两千人。还好,我们所在的半年,没遇上过井下事故。但死亡率还是高起来了。

◇ 抓516

1970夏季开始,进入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自杀高潮。第一个高潮是1968年,科大有十多人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自杀,多是教师。第二个高潮,也有十多人自杀,多是学生。

新一轮的斗争,名叫‘抓516分子’。如何定义516反革命分子,在百科全书里都难查到。反正,它又是一顶无产阶级专政的帽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帽子就像纽约的大街,太多了,只好用编号当名子,现在要抓的是第516号。1980年,我第一次到纽约,听到一个在长岛的朋友告我,他家的电话是516-……,当时心中条件反射式地一悸。

我已经有了一顶帽子(漏网右派),一般说,不会再得到新帽子。《共产党宣言》中有一句名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我已经被无产阶级解放了。所以,新的一轮运动,应该轮到解放其他的人类。516号运动的目标主要是学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

我的任务仍是体力劳动。有时在矿井上,有时在矿井下。后来,我专职拉小板车。这种车是安徽最通用的货运工具。木制的。很像马车,但尺寸较小,车身宽1公尺长2。5公尺,车辕约1。3公尺,装有两个胶轮。主要由人力拉,也可由驴力拉。直到80年代在合肥的最繁华的长江路上,小板车的数量仍远远超过货运卡车。到处可见小板车流。我就在那种车流中生活了一个多月。

实话说,一个人拉车上街,是一种不失愉快的劳动。因为是夏天,像所有拉车者一样,我们可以公开脱掉上衣,尽情地享受阳光,警察也不会来干涉。安徽丘陵地多,大街也是起伏的,拉上坡有些费力,下坡时则可人车一起下滑,一张一弛,是一种很有节奏的运动。拉累了,可以找街旁一个树荫下小憩,乘凉。渴了,可以买一瓣西瓜吃,沿途到处都有西瓜摊,很便宜。严格说,凡被专政者上街买食,都应事先取得监视人的批准,但是我有信心,绝不会有人来检查我买西瓜是否持有批准书,因为,那些监视者正忙着抓516呢!没有监视,没有政治,一身的汗水,一路的阳光,两边的西瓜摊,混在小板车流中,拉啊!好不自在,尽管只是暂时的自在。一生里,又有那一次的自由自在不是暂时的?我的身体,很得益于那一段拉车生活中所吸收到的空气和阳光。

那些暂时还没有被专政也就暂时还没有自由自在拉车权的同事,看到我的被中原的太阳晒成一派古铜色的身驱,眼神里似也有一种羡慕。他们仍在努力地抓516,一个个一副缺乏血色的面孔,一副病态。果然,七月一到,蚊子一出现,虐疾就开始流行。有一度,我一连好几天拉的都是虐疾病人,从谢三矿到矿区医院没有公共交通,只能由小板车运送。就拉板车来说,拉病人是最舒服的差事。拉过板车的人都知道,装货太多太重的车,当然不好拉;完全空的车,容易乱跳,拉起来也没趣味。人体几十公斤,对拉车来说是一个最佳重量,既不过重,也不过轻。我虽然常常送病人去医院,也常被蚊虫叮咬,也没有打预防针,但我始终没有得上虐疾。反动派们自嘲:可能我们身上血也是反动的,以致虐原虫也怕。

流行病并没有使抓516运动降温。我虽然不参加运动,但运动的冷热,是很容易看到的。斗争更加速了。学生一个个少起来。凡是有516嫌疑的学生,一个个被隔离,就如清理阶级队伍时我们被关在校园里一样。有的学生被关在谢三矿的工房里,情节严重者则被押送合肥。

有一个红卫兵,原来负责监管我们这些被专政分子,到七月,他不来管我们了,他自己也成了被监管的对象。

一个学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个很活跃红卫兵,从谢三矿被押回合肥。不几天消息传回,他从四楼跳下,死亡。

另一个学生,并不十分活跃,七月开始经常一个人无目的的出走。语言渐渐不合文法,行为渐渐不合因果律。一天不见了,后来在运煤的铁路上被找到,躺在铁轨上,两条大腿都已被火车齐齐截断,送到医院,失血过多,当夜死亡。那晚我正好去送另一个病人,也在医院。矿区医院的停尸间不在楼里,而是孤零零的一间小房子,房外靠近树林。那晚,停尸房外一直有物理系的同事值班守卫。因为,安徽的野狗(已恢复狼性的狗)极多,它们嗅觉极好,凡停尸间里有了新死者,它们就会成群地聚集在近旁的草丛里。到了深夜人静,它们就跳出来用头撞开停尸间的门,去吸吮新死者的血。守卫的人就是负责赶走这些想吃鲜血的狗,让死者得到安宁。这是名符其实的守灵。

这个卧轨者的灵魂,得以安宁,是不多的例外。在当时,凡自杀者,均按反革命论处,死后的灵魂也要遭到亵渎和批斗。

八公山下的死亡,鲜血,狗,最终驱策我走向了天体物理。只有最深远的天,才能避开世间的污秽,使灵魂找到一片静洁之地。

◇ 广义相对论

矿区没有书读,除了毛书之外。因为,文化大革命中一个贯彻始终的“哲学”是:知识愈多愈反动。这条“哲学”,多半是毛革命的首创,找不到马克思,列宁的出处。在俄国十月革命中,似乎也找不到示例。

倒有一个反例。1922年,俄国内战正酣,乌克兰陷于混战。白军,红军,无政府主义帮派轮番上台。一天,奥德萨的数学教师Igor Tamm去郊区买鸡吃,被一派怀疑为另一派的奸细,抓了。审问者问:“你为什么反对祖国乌克兰?我们要处死你。”答:“不,不,我不是奸细,我是教数学的。”审问者:“数学?那好,回答下面的问题,如果答不出来,就毙了你:一个Maclaurin级数在第n项被截断,带来的误差是多少?答!”当然,Tamm逃过了这一劫。凡是五十年代的物理系学生,大概都念过Tamm的“电学原理”。他在195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文化大革命前还来过中国。我怀疑,如果Tamm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指为“奸细”,那个Maclaurin级数,是否还能帮他逃过劫数。

很巧,在谢三矿的混乱批斗中,我居然成功夹带了一本朗道(L.Landau)的《场论》(Classical Theory of Fields)。与Maclaurin级数类似,是禁读的。不过,516混战正酣,人人自危,读书的危险反而小了。那时,为防蚊子,每个人都有一顶帐子,放下帐子来,尽可放心地看书。就这样,在淮南的几个月中,朗道这本书成了我的劳动之后的最心爱的,也是唯一的读物。每当暗夜降临,一身疲惫躺在帐子里的我,其灵魂往往就已经随着膨胀的宇宙去寻找那优美动人的原初奇点了。

彭加勒(H.Poincare 1854-1912)曾说过:“科学家并不是因为大自然有用才去研究它,他研究大自然是因为他感到乐趣,而他对大自然感到乐趣是因为它的美丽,如果大自然不美,那就不值得认识,如果大自然不值得认识,就不值得活下去……”

是的,大自然是美的,广义相对论是最美的物理理论(朗道语),人是值得活下去的。

后来,在中国,在美国,我多次教过广义相对论。今年,我的课又是广义相对论。我每每想起,是广义相对论唤起的心灵之美陪我渡过了八公山的下肮脏、丑陋和蛮横,渡过了39度的酷暑、516的血腥、受虐者魂灵的呻喂……。我通过了再教育。

(2006年4月,Tucson)

刊登在 2006 华夏文摘增刊 zk0606a.

About kongliang

I am a mathematician interested in quantum field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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