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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桥:老院长于右任一瞥

  记不清是一九六一还是六二年寒假,我和几个同学在台北衡阳路瞥见一位高大肃穆的老人:铁灰色的旧布长袍,银白色的飘飘美髯,冬阳下脸上没有红光,只见长长的白眉衬得眼神格外深邃。一位中年副官一手拉开车门一手搀着老人上车,车子缓缓驶出熙攘的闹街。「认出来了吧?」檐廊下摆摊子卖杂货的老板对着我们笑笑说。「监察院长于右任!牧羊人的诚朴,出家人的清白!」四川口音浓得像重庆的雾。 看着他的草书长大,我从小熟悉于右任。五十年代他替我父亲写的条幅挂在老家粉白的墙上挂到泛起岁月的古色。小学升初中看到一句上联:「左舜生姓左不左,易君左名左不左,二君胡适?其于右任乎!」在台湾升学看到有人对出了下联,我竟一心只记住上联。上联?的胡适之和于右老都在我那一代人的台湾,更亲切;青年党主席左舜生感觉很远;易君左我在张纫诗先生的茶?上见过,始终没有南宫搏那么熟稔。一九六四我毕业那年年底于右老辞世,我正在南洋省亲,阅报顿生山远景淡之思。 这几天,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举办这位一代草圣的书法艺术展。中大校长刘遵义是右老的外孙,展品听说全是于家后人的珍藏,展完还要运到上海复旦大学再展,既是庆祝复旦百年校庆,也纪念右老当年参与创办复旦前身复旦公学的善举。老先生的字每一笔都勾勒了他一生做人的松筠之节,学得了他的形体学不了他的神髓,况且,应酬之作不说,右老笔下的诗词联语往往才是他描出剑胆沁出琴心的绝品。我家那幅五言对子藏的正是字里诗里那股短衣散发的豪情:「风雨一杯酒,江山万里心」! 一九四九年大陆易帜前后听说于右任在香港滞留过一段时日,可惜我找不到写他这段经历的文字,说他一度犹疑不想去台北的流言倒是有的。那是中国近代史上鹤怨而猿惊的岁月,邦国基石摇落,江山梦里多愁,党国元老的海隅行止难免惹起外人敏感的遐想和凌空的猜测,?乎香港那时节毕竟是国共两股势力攻心扼吭的关键地方,真真假假的故事多得很。前不久我有缘收得章士钊写的两幅字,小小的一幅诗笺诗里倒真点了于右任一句。 章士钊是中南海浅红清客,晚年浮沉在被统战与搞统战的暧昧旋涡之中。他那首诗是一九五七年写的〈丁酉元日诗〉,小注说他一九四九、五○、五六年在香港渡过三个冬天,诗中写他跟赵叔雍、刘伯端的唱酬,接着那句「微妙交游各报书」有注文写明「指于右任」,轻轻带出他与右老有过微妙的往还。罗孚先生给我抄录了《章孤桐先生南游吟草》里的〈怀于右任〉七律三首,我读了似懂非懂,只见其微,不见其妙。罗先生说《吟草》由刘景堂题签作序,刘景堂就是诗注中说的刘伯端,我的老师刘殿爵教授之尊翁也。 都是从前的人从前的事了。我还读过著名中医陈存仁一篇旧文说,三十年代他在上海给右老看过病,留意到右老双脚脚趾五趾平平齐齐,没有常人大趾长小趾短的斜度:「我想到太虚法师和我说过,佛足都是五趾相齐的,所谓圆颅方趾」。陈大夫说于右任?非寻常人;难怪衡阳路那个杂货摊老板说他是牧羊人,是出家人! Advertis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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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平《岁月淌不尽的希望》

1967年1月1日,在北京西单出现了一张题为《中央文革小组向何处去?》的大字报,作者署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战斗队”。它曾经被传抄、翻印,流传到全国,“美国之音”也曾做过报道。 大字报贴出几天以后,这张大字报的几位作者就被关进了监狱…… 这颗小小的流星仅仅闪烁了一瞬间,就消失在浓重的黑暗中。而大字报的作者--我和我的同伴们却为此付出了十几年的青春。从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如花似锦的岁月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我们燃烧了自己,却没有照亮世界。 许多年过去了,人们关心地问:文化大革命中这张著名大字报的作者后来怎么样了?他们现在在哪里? 迟到的学位 波多马克河像一条绿色的缎带,蜿蜒地流过华盛顿特区的西南端。它是一条天然的分界线,把华盛顿特区和维吉尼亚州分开。华盛顿特区的标志就是那屹立在市中心广场的华盛顿纪念碑。登上纪念碑顶部向四面望去,这座城市的雄姿就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它的东面是国会大厦,西面是林肯纪念堂,南面是杰弗逊纪念堂,北面是白宫。 广场上的这三位伟人为建立美国的民主制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的贡献不在于生前人们的颂扬,而在于历史的评价和后人的理解。华盛顿领导的独立战争使美国摆脱了英殖民主义,实现了国家的独立。他以身作则,建立了国家总统的任期轮换制度,杰弗逊是美国宪法的制订者之一,这部宪法的基本原则是基于一种永恒的朴素的民主意识和基本的人权理念,直到今天,这部宪法仍然是制定各项法律和政策的依据和经典,是美国高中英语课本的重要一课。林肯领导的南北战争,结束了农奴制度,向着种族平等迈出了一大步。他们的历史功绩就像这座高耸入云的丰碑,流芳千古,与日争辉。正是这三位伟人所奠定的民主制度的基础,使得这个年轻的国家充满创造力和活力,在过去的两百年中,美国出了二百多名诺贝尔奖得主,创造了人类登月的奇迹,造就了像贝尔、福特、比尔·盖兹、Jobs这一代代风云人物。为人类科学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辉煌的贡献。 春天又来了,华盛顿的5月是多么迷人,鲜花似锦,绿草如茵,连泥土也洋溢着春意,空气也弥散着芳香。1994年5月,George Washiongton大学的毕业典礼在白宫和纪念碑之间的椭圆形广场上举行。这一天是我们到美国后最“风光”的一天,因为所有的博士毕业生都坐在主席台上由校长亲授绶带。这场面本来就够壮观的,再加上这一年学校请到第一夫人Hillary Clinton作为客座讲演人,许多毕业生和他们的家属老早就赶到这里,要一睹第一夫人的风采。她讲演的题目是“家庭价值和教育(family Valueand Education)”,Hillary Clinton不愧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高才生,她那雄辩的口才,清晰,严谨而有吸引力的讲演激起广场上一阵阵欢呼。 图:周平与丈夫杨恒祥同获博士学位时留影。 作为新移民,我深深体会到家庭的价值和教育的重要,我想起我在毕业论文答辩会上的一段开场白: “八年前当我刚刚来到这块新大陆,我听到一句著名的格言:‘ALL MEN ARE CREAT EDEQUAL’(所有的人都具有与生俱来的平等权利),这是美国宪法的灵魂,也是美国社会成功的秘诀之一。 “每一个来到这个国家的新移民都有一个‘美国梦’。人们追求自由和富有的生活。我的美国梦就是继续完成我的学业并为我的孩子们提供在美国接受教育的最好的机会。我坚信教育是新移民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光明之路。 “我选择了科学,因为科学带给了人类现代的文明,在科学面前,没有虚伪和权势,在科学面前,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科学代表了真理,进步和光明。 “我感谢这个伟大的国家,她为我们这个来自东方的贫困家庭两代四口人提供了奖学金,帮助我们完成学业。我非常幸运有机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生活和学习了八年,在这段时期我不但学习了科学,而且学习了美国的历史、政治、经济、哲学和文化,有机会比较深入地了解这个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教育给了我自信心,教育使我获得在这个社会竞争和生存的能力,教育改变了我的生活道路、生活方式和人生哲学。教育给了我的孩子们一个光明的未来。” 那一年,我已49岁,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年龄最大的毕业生,但我和我的丈夫祥确实是当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年龄最大的夫妻档。看着这欢腾的人群,坐在身边的祥对我说:“我一点也不感到exciting,我觉得我们只是得到了老早就该属于我们的东西。” 是的,这个学位是我们早就应该得到的,它来得太迟了。 但不是由于我们不聪明,也不是由于我们不勤奋,而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能够达到我们本应达到的学术高度,我们这一代被称为中国文化科学史上的断层。作为二次大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在中国大陆的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能出像李远哲、丁肇中这样的科学大师,这不是因为天灾,也不是因为遭受外族的侵略,而是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也许,后人看我们这一代人,会认为很傻,也很迂腐。是的,我们受过欺骗,我们犯过许多错误,做过许多愚蠢的事情,我们承受了历史的苦难,经历过人生的艰辛。我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也没有创造巨大的财富。但我们曾经思考过,曾经努力追寻过。我们这一代人将逐渐走出历史,把这段经历写下来,使我们的后代比我们聪明,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历史责任。 我在这里讲一个发生在许多年以前,几乎被人们遗忘的故事。我写的不是小说,也不是电影剧本,而是我和我的同龄人的人生经历。 从“天之骄子”到“现行反革命” 1964年8月,我怀着当居里夫人的梦想跨进了北京玉泉路甲一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门。正是风华正茂的年岁,作为名牌大学的学生,我是多么自负、自傲和自信。我们向这辽阔的天空呼唤:“这世界是我们的!” 图:考进中科大时的作者。这是入学后学生证上的照片。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打破了我当科学家的美梦,而且一下子把我从天上摔进了无底的黑洞,连我自己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一夜之间我就成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1966年6月文化革命开始时我是科大二年级学生。1966年12月初,我从外地串联回到北京,听说北京的一些高校和中学的学生被抓起来了,因为他们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林副主席和江青同志。我看了那些著名的“大毒草”,像伊林、涤西的《给林彪同志的公开信》,北大“虎山行”的《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在科大校园里也出现了几张大字报讨论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并讨论毛泽东思想是否可以一分为二。我觉得这些年青人很有思想,他们的大字报讲得挺有道理,特别是伊林、涤西的《给林彪同志的公开信》,听说伊林、涤西只是两个高中学生,我非常佩服这两位青年人的胆识和他们深刻的思想与理性,他们讲出了当时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这张大字报是文革中最杰出最有思想的文章之一。伊林、涤西二位为自己的远见卓识和讲真话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真是我们民族的思想家。当时我对不少人讲过我同意伊林、涤西的观点。林彪说的“毛泽东思想是顶峰”,“毛主席比马恩列斯都高”,“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些说法是反科学的。我把这些想法和一些同学讨论,许多人认为这样想虽然有道理,但太激进,容易让人抓辫子。但大家都认为因为写了张大字报就抓人是不对的,是违反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观点都比较一致,就商量着要写一张大字报阐明我们的观点。 《中央文革小组向何处去?》这张大字报,是由近代物理系青年教师朱军,近代物理系学生冯正永和我共同起草的,为了不让人抓小辫子,我们在措辞上非常谨慎。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文化大革命要有一个开放自由的环境,要让不同见解的人有平等的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希望中央文革小组把抓起来的学生释放,让不同观点的大字报自由鸣放,不因言论治罪。后来在“雄师”(注:“雄师”是当时科大一些师生组织的小型战斗队,人数大约有三十几个,比较集中在6431〔近代化学系化物专业大二〕、6443〔近代物理系理论物理专业大二〕这两个班级)全体会议上讨论修改后于1967年元月1日在西单墙上和玉泉路科大校园里贴出。 因为多次抄家,这张大字报的原稿我已经找不到了(注:“雄师”的两篇大字报内容详见《记忆》总第39期,2009年12月20日)。我记得这张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1.讲话风:中央文革以无产阶级司令部自居,每到一处就表态,支持一派,打击一派,造成群众组织的对立;2.抓人风:中央文革叫群众火烧这个,炮打那个,可就是自己碰不得,把持有不同意见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抓起来,开创了文化大革命中用专政的办法处理不同意见的先例,这是不符合“十六条”精神的。 元月5日,我们又贴出了“雄师”的第二张大字报《分歧在哪里?》,这张大字报是由我起草,在“雄师”全体会议上讨论修改后发表的。现在看起来,《中央文革小组向何处去?》这张大字报有点像一杯温开水,没有激进的观点,但我们强调的是要按照“十六条”办事,按现在的说法就是要依法行事,要有言论自由,不能因言治罪。因为我们的大字报调子比较低,讲得又比较切合实际,在北京有相当一部分群众同情支持我们的观点。 有人问我们,在当时的形势下为什么还要写这张大字报,现在回忆起来,可以用一个“狂”字来描述我们的心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的豪言壮语使我们这些雄心勃勃、精力过剩的年轻人感到我们是遇到了大展身手的历史时机。我们那时真是觉得这天下大事是我们的事,该做的事情就要义不容辞地做,该说的就要义无反顾地说。而且我们认为我们的大字报能扭转乾坤,改变历史。 当时有一些年龄较大的老师和亲友都私下告诫我们,“不要忘了五七年反右派的经验教训。”我那时哪里听得进这些逆耳忠言,觉得他们是老迂腐,没有认清大形势,胆小怕事。我还对劝我们的人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和五七年反右派时的形势不同,言论自由,谁都可以批评,对谁有意见都可以写大字报。在我那科学家的头脑里,文化大革命就像解一道数学方程,如果按照一定的逻辑和原理推下去,就会找到一定的答案。后来我才认识到,文化大革命这个方程不但不能按照常规的逻辑和原理求解,而且它根本就没有答案。我们没有估计到这张大字报的影响和后果,更没有想到对我们的人生会有什么影响。 1967年元月14日,北京市公安局将“雄师”主要成员朱军、冯正永和我,还有江晓东、黄小光逮捕。科大“雄师”战斗队只有半个月的寿命就垮台了。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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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新民《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钱伟长老人去世后,在网上读到了他在八十岁那年写的《八十自述》一文。他的叔父钱穆在八十岁时写过《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在台湾发行。钱伟长到八十岁写自述,看来是仿效叔父的做法。 钱伟长出生在无锡农村一个名叫七房桥的地方,那是一个钱氏家族聚居的地方,但是他在自述中说:“我4岁时家宅失火,七房桥旧宅被焚,全家迁居荡口。”荡口在七房桥以东五里路,现在有了公路,无锡、苏州的郊区公共车也就是一站路左右的距离。他在自述中回忆家乡的那些事,大多发生在荡口,这正是笔者出生的地方,所以,按中国传统规矩,我得称钱伟长是我的“乡贤”,虽然没有机会见过他的面。他关于早年家乡的回忆,加上他的叔父钱穆的回忆,让我对于自己出生前的一、二代人在家乡的生活状况和环境增长了不少见识,那是故乡已经远去和消失了的背影。 一,故乡的背影 荡口是以我们华姓人为主的集镇。我看到一份家族资料上说,在元末的各路汉人造反大军中,那一带属于张士诚的势力范围,等到洪武皇帝建立大明朝,我们华氏的祖先因为追随过张士诚的队伍,站错了队,受到惩罚——禁止其子孙参加科举考试。这事我们后代怨不得祖宗,谁叫你不幸错生在了那个地区呢?就像湖南、江西多共和国的开国将军,而浙江多历史反革命一样,历史的大潮卷过来,谁也不知道卷进了红潮还是黑潮,会被卷到哪里去。 任何时代都是一样,从事商业活动的人都是先富起来的人,譬如在改革开放初期,大款中多是下海经商的无业返城知青和劳改释放犯等,以至有“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样的说法。我们的祖先,大概也是这样,被朱洪武堵死了学而优则仕的路子,只能从事当时社会的职业仕农工商之末流:酿酒和酱油的制造和销售。在后来的年代里,同执政者的愿望相反,荡口的商业繁荣起来,发展成一个方圆几十里农村的中心集镇,也出了一些大户人家和书香门第。这种状况,在我开始记事的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还有残留:那时家乡还有若干酱油的作坊,钱穆在他的《师友杂忆》中提到他的一位名叫华山的小学老师,五十年代还在世,他家就是开酱油作坊的,在镇上也算得上是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另外到处都可以看到破碎或完整的坛坛罐罐,以至有些人家的围墙的顶部都是用这种剩余的酱油罐和酒坛子充当砖瓦砌起来的。 钱伟长号称是所谓“三钱”之一,三人都来自苏浙地区的钱氏宗族,据说都是吴越王钱镠的后代。但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他们三人的家庭背景实际上非常悬殊。钱学森出生于杭州的丝绸富商之家,可谓出身“豪门”;钱三强则称得上出身“名门”:他的父亲是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又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至于钱伟长,家境清贫,而且至少是“贫三代”,不折不扣的出身“寒门”。据钱穆在《八十忆双亲》中回忆,他们家“先前也阔过”,有良田十万亩,不过那是十八世祖宗时代的事。到钱伟长祖父这一辈,家里已经没有田产。他祖父体弱多病,不胜科举考试的艰难,只能在家乡设馆授徒,后来也作些管理宗族事务、给人家写状纸一类的事,大致说来,职业就是“塾师”和“讼师”。钱伟长的父亲名钱挚,字声一,短寿,生前一直是乡村小学教师。因此,钱伟长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贫困中度过的,他说:“父亲中年39岁早逝……,全家遭到极大的困难,遗有一弟二妹,三个月后,母亲又生下了遗腹七妹,一家六口,无隔日之粮,父亲又无积蓄,除一柜中国书外别无长物。幸有父叔老师华倩朔先生慷慨允住进黄石弄华宅余房,免租十年;并得七房桥族人出面交涉,由钱氏怀海义庄长年捐供救济粮,孤寡免于饥饿。四叔除每月供给母亲六元家用补助外,并全力资助我上完高中。这样使我一生中度过了第一个生活难关。” 钱伟长家无地无房,他父亲当乡村教师是一家收入的唯一来源,父亲一旦去世就断了生计,不过旧社会里发生了这样的事,似乎也不见得总是像“忆苦思甜”会上说的那样:卖儿卖女,家破人亡。上面这段自述表明,当时那个社会里穷人也可能得到救济:一个名为华倩朔的人,曾是他父亲和叔父钱穆的小学教师,免费给钱家的孤儿寡母提供了住所。此人是我们镇上的名人,上世纪五十年代还在人世,似乎还在中学里教点书,人人都尊称他“倩朔先生”。我那时刚开始识字,以为他名字叫“浅”,不懂为什么不管什么辈份的人都叫他“浅叔”还要外加“先生”。有很多关于他的轶事在乡间流传,直到今天我还记得一些:他在前清得过功名,曾经到广西、云南一带做过县官,还从那边带了一个夫人回来,被家乡人称为“广太”。流传最多的是他慷慨助人的故事。有一则说,某陌生人急需用钱向他告借,他听了后说:“我手上拿不出那么多的钱借给你,你去某处把我的旧房拆了,砖瓦木料可以换些钱,够救你的急了。” 倩朔先生不仅有视钱财如浮云的古代侠士之风,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人,钱穆在他的《师友杂忆》中这样记载这位老师:“唱歌先生华倩朔师,名振,初字树田,荡口镇人,尤为一校师生共仰之中心……倩朔师曾游学于日本,美丰姿,和易近人,喜诙谐,每以东方朔曼倩自拟,故改号倩朔。……师擅书法,亦能绘事,并能吟诗填词。……曾编写唱歌教科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书畅销全国,历一二十年不衰。书中歌词,皆由师自撰。尤有名者,为其西湖十景歌,全国传诵。”顺便说一句,也是去年逝世的画家华君武虽然出生于杭州,他的祖居也在倩朔先生居住的黄石弄里,两家可能有相当近的亲族关系。 除了华倩朔的慷慨相助,钱家的孤寡还得到由钱氏怀海义庄长年捐供的救济粮,保证了他们的基本生存所需。所谓“义庄”,实际上就是一种家族内互助的社会慈善组织,在我们家乡一带很普遍,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上世纪五十年代,义庄已经不复存在,不过有很多地名如“老义庄场”、“新义庄”、“襄义庄”等等,门前往往是粮船靠岸的码头和宽阔平整的砖石铺的晒谷场,还见证着它们曾经的风光。年轻的时候没有细究,这些年看了一些资料,才知道它们的来历。原来它们起源于北宋范仲淹的——用现在的时髦话说——“制度创新”,这位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座右铭的政治家借鉴佛教寺庙的庙产概念,用在宗族祠堂,就是由宗族里富有的家族捐出部分土地作为宗族的公产,用这些土地出租或其他方式经营得来的收入接济宗族内的贫困户,一般是失去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孤寡老弱,有的还划出一定的份额,专门补助宗族内子弟的学习和赴考的费用。大概因为范仲淹是苏州人,所以义庄在苏州府所辖地区十分普及,到了清代乾隆年间,皇帝为了鼓励这种“非政府慈善机构”,专门通令给予嘉奖和保护,禁止宗族公产的转让。在这种政策倾斜鼓励下,义庄的公产只可增不许减,规模得到很大的发展,有资料说,我们荡口华家的老义庄曾经拥有几千亩土地,被称为“江南第一义庄”,其他姓氏的宗族也有或大或小的义庄。 钱伟长的祖父和父亲都早逝,其家庭两代人都受惠于义庄的救济。钱穆在他的《八十忆双亲》中说,他父亲去世那年,他才十二岁,他的大哥(即钱伟长之父)也不过十八岁,他们依例在钱氏怀海义庄领取抚恤。他记得,在他父亲去世的当年除夕“午后,先兄去七房桥领取义庄钱米,……余一人独坐大门槛上,守候先兄,久久不见其归。”情景虽然凄凉,但是同族人的帮助使他们一家渡过了难关,直到几年后他的大哥在常州府中学堂师范班毕业有了收入为止。 可见,百年前的故乡,已然有了“集体所有”的公产——虽然那是属于同姓的宗族,有了民间的慈善组织,还有守护传统道德的士绅,做着扶弱济贫的善事。读者今天读到钱穆、钱伟长叔侄的回忆中那些在困境中受到救助的文字,也会同作者一样感受到人间的温暖。像这样温情的文字在他们的回忆中还有许多。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讲到他进常州府中学堂学习的经历,也同样感人——光绪末年(1908年),他和兄长在荡口的小学读书,其兄在四年级毕业班,他还在三年级,当时常州府中学堂刚创始,他因为从小聪颖,受到老师鼓励,跳级随兄长和其他毕业班同学一起前往报考,起初别人都录取了,他本人未被录取,过了十来天,就在他大哥已经打点行装准备启程上学的前夕,他就读的小学得到通知说他本人也被录取了,他的体育老师钱伯圭连夜赶到他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并且跟他的大哥讲:“今夜即速为汝弟整理衣物,明晨可随众行。至于床上枕被铺盖,我已代为筹措,明晨当径送船上,勿再操心。”因为“伯圭师知余家贫,仓促间不易办此一大事也。”——体育老师连上学的铺盖都替他准备好了。上路的那天,学校的校主,我们镇上的首富,还专门派管家把他们护送到无锡的火车上。这类“感动中国”的事情,是这片土地上自古以来就一直绵延不绝的。并不是到了“新社会”才有的新生事物。 如果说,他们幼年在家乡得到的救助出自于宗族和乡亲的关系,那么随着他们学业的升级,得到的资助来源也就更为广阔。钱穆的大哥在常州读一年师范即毕业,回到家乡办学,因为有了职业和收入,“先母即令先兄不再领怀海义庄之抚恤。”但是刚刚开始工作的大哥,薪水微薄,生活反而不如从前领取救济粮米的时候,钱穆在常州读书难以为继,这时荡口小学里的旧师长,“为余申请得无锡县城中某恤孤会之奖学金,得不辍学。”同样的事也发生在钱伟长身上,他在《八十自述》中说:“苏州高中毕业时,立刻遇到了人生道路上又一个难关,升学呢还是就业。一方面家庭经济十分困难,亟需就业养家……。幸有上海天厨味精厂创办人吴蕴初先生决定在全国设立清寒奖学金,公开以考试选拔补助家境清寒的高中毕业生上大学,我决心一试,竟然录取。” 可见当时的慈善助学事业,已经超越宗族的界限,而开始有惠及全社会的组织。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慈善组织的帮助,钱穆和钱伟长不会有他们日后在学术上的成就,中国就会少了一位国学大师和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钱氏叔侄在他们回忆中叙述的故乡社会风情,几乎没有提到过政府对他们生活的影响,这印证了近年有些学者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重新发现”:那是一个还保留着几千年文明积累起来的传统的中国社会,政府管治只延伸到县一级,县以下则是以士绅和宗族为主导的自治社会。例如,钱穆回忆里讲到他的父亲在世时因为钱氏义庄发放救济的不公,同他的同族长辈打官司,乡下没有政府的代表,双方要坐船到无锡城里的衙门去对簿公堂。那时的社会,当然不是莺歌燕舞,有贫富不均,宗族争斗,天灾人祸,百姓也有当时常见的吸毒、纳妾等陋习——钱穆就不讳言自己父亲长期抽食鸦片。另一方面,也还保留着不少值得肯定的传统和习俗,如前文所述的乐善好施,鼓励年轻人读书。而且,人与人交往讲究诚信,如钱穆回忆里讲:“先父在时,向镇上各店铺购买货物,例不付款,待年终清结。先父卒后,……一日,上街购酱油,先母令携钱往,随购随付。店铺中人不受。余坚欲付,铺中人坚不纳。谓:‘汝家例可记账,何急为。’不得已,携钱归。其他店铺亦然。……及岁除,镇上各店铺派人四出收账,例先赴四乡,镇上又分区分家,认为最可靠者最后至。余家必在午夜后,亦有黎明始到者。……先母必令先兄及余坐守,不愿闭门有拖欠。”可见,在他父亲去世以后,他们靠救济生活,但是店家并不歧视“弱势群体”,仍然坚持以前的做法,接受他们的赊账,而他们也坚持年终将赊账结清。这样一种买卖双方的诚信,没有法律的约束,完全靠传统道德维系。假如今天的中国哪怕还保留一点点这样的诚信,就不会有层出不穷的民工讨薪悲剧发生了。 钱穆在其《国史大纲》全书最前面的“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里提出,“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钱穆的一生信念,无疑同他早年在家乡的个人感受有很大关系,他要用一生的研究来报答和弘扬使他感受到人间温情的中国传统社会。今天来看,中国历史中这些有正面意义的传统,本来确实可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演变成为新社会中的积极因素的。即使是建立在宗族基础上的义庄,也有着“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因素,有可能演化为惠及整个社区的民间慈善组织。须知,钱穆和钱伟长在荡口就读的小学,本来是华家有钱人开设的私塾,只招收华姓子弟入学,但是在满清政府废除科举后,它也与时俱进,成了向四乡所有学童开放的新式学堂,钱穆进入那所小学的时候是刚废除科举的1905年,差不多是第一届的学生,从他的回忆中,我们看不到校方对外姓人有什么歧视。宗族办的私塾平稳地演化为新式学堂,并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其中的原因,在笔者看来,是因为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宗族固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有教无类”也是从孔子开始一直坚持的原则。同样的理由,“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天下为公思想在中国也是自古以来深入士大夫人心的普世价值,由不同宗族的义庄联合起来,经过“创造性转化”,成为对全社区开放的非政府慈善组织,相信也不会遇到大的阻力。可惜,在随后的新社会里,义庄和乡村士绅一起被当作“封建残余”统统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新政权推行的“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实际上是消灭中国民间社会自治的运动,使得政权从中央一直延伸到乡村和每家每户,实行了一种没有民间社会的政府包办主义,和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完全南辕北辙。六十年后的今天,才有人出来想起来要重建民间社会,假如当年能把传统社会中原有的社会公益因素保留下来,今天的重建任务就不必从零开始。 二,真相隐去的“旧社会” 像笔者一样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接受教育的人们,读钱氏叔侄的回忆,会觉得他们叙述的旧社会,同当年教科书里和文艺作品中灌输的旧社会形象完全不同。当时的书报刊物、文艺演出里提到旧社会,不管是前清还是民国时期,用“万恶”二字就可以概括。旧社会就是黄世仁向杨白劳逼债,还不了债的就要用女儿抵债,就要进刘文彩的水牢。旧社会里的先富起来的人,都是南霸天一类的地富反坏,旧社会的“成功人士”都是为富不仁,没有一个好东西。没有在旧社会经历的青少年,应该是清白的,但是,如果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一定要认识自己家庭的剥削本质,如果流露出有丝毫认为自己父母靠勤俭起家的想法,就会有教师、辅导员和同学来帮助你提高认识,直到你承认“乌鸦没有不黑的,起家没有不靠剥削的”。即使是出身于职员、小业主一类“非无产阶级”家庭的同学,也要检查唯利是图、斤斤计较、革命动摇性之类的家庭烙印。现在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构中,就有几位这样的领导人,成长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相信他们当年在学校争取入团、入党时,这类思想汇报一定没有少写。可想而知,对“旧社会”缺少亲身的体验的青少年,在这样的妖魔化教育下成长起来,会对那个时代和来自那个时代的“剥削阶级”有什么样的印象。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她的回忆录《红色家族档案》里,这样写道:1962年,她的姥爷和姥姥被发生在全国的普遍的饥饿赶进了北京城。这是她第一次见到他们。“记得那时我刚填写了我的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的申请表格,我在填写‘主要家庭成员和成份’这一栏时,刚从妈妈嘴里知道我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竟然统统都是地主。我在吃惊之余是深深的失望。因为在我心目中,地主就是‘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是剥削人民,压迫劳苦大众的吝啬鬼。” 其实,旧社会里先富起来的人中,像周扒皮这样的人即使有,也是极少数,正如旧社会的贫苦农民中也有少数流氓地痞一样。黄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只是被大大夸张了的艺术形象。据罗点点说,她的姥爷、姥姥这样的地主分子,“只是漳河边上一对过着最传统小康生活的农民”,从没有做过伤天害理、鱼肉乡里的事情,甚至还在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作出过不少的贡献。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像罗瑞卿夫妇这样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很多,类似这样的故事也很多,例如邓小平夫人卓琳的姐姐浦代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无悔的岁月》中这样回忆自己的父亲浦在廷——也就是邓小平的岳丈——的发家史:浦在廷是驰名全国的云南宣威火腿公司的创办人,从茶马古道上的赶马人白手起家,他“一无经验,二无川资,靠的只是一股子拧劲和一身的力气,跟在别人的马队后面当脚夫。他不怕吃苦,敢作敢为,遇事又颇有心计,不久就在同行当中显露了头角。他攒了一些钱,购置了自己的马匹。”当年的阶级教育是“为富者一定不仁”,但是当年为了抗日和姐妹一起奔赴延安的浦代英却说:“我知道父亲不是一个完人,但是,在我的印象里,他却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还是在跑马帮的时候,他就显示出了慷慨大方的个性。……左邻右舍的有了什么急难事,他总是毫不犹豫地解囊予以帮助,哪怕当时他自己也正拮据。父亲为人正直,同情弱小,尤其热衷于从事公益事业。他做生意有一定的积蓄之后,时刻不忘父老乡亲。据县志记载,由他捐资修建的石桥就不下三座……。为了改造县城的街道,他还和徐东源等人一道,发动捐资,修成了城内西、北两街,上下堡大街和西门横街。” 可惜,浦代英这些话是在文革过去了二十年之久才讲的。罗点点对自己姥爷、姥姥在旧社会的真实生活的了解也是她母亲在文革之后才告诉她的。在文革之前的五、六十年代,邓小平、罗瑞卿都是妖魔化“旧社会”的所谓“阶级斗争教育”的领导者。位子更高的周恩来,也是最经常提到自己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领导人,假如当年有人斗胆问他:你的父辈祖辈人究竟干了哪些欺男霸女、丧尽天良的事情?相信他也回答不上来。然而,这些“新中国”的执政者,为了证明他们夺取政权的合法性,故意把“旧社会”的真相隐去,在周恩来为实际导演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序幕里,他们这样来描写旧社会:“天,是黑沉沉的天,地,是黑沉沉的地”。他们心里明知自己的父母就不是黄世仁、周扒皮这样的人,却一定要让全中国的青少年们接受“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说教。结果就是像罗点点说的那样,她把自己的姥爷和姥姥也当成了周扒皮。所以当文革来临的时候,红卫兵拷打她的姥姥,她只是“默默地注视这一切,一点也没想到在这样一个老人受到残酷虐待的时候做点什么来帮助她,更坦率一点说,连我心里涌起的同情心都少得可怜。”原因很简单,因为她和这些红卫兵都是吸着同样的乳汁长大的。文革以后,痛定思痛的人们常常会问:那些平时温良恭谦让的女子中学学生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把自己的校长和老师活活打死的暴徒?罗点点的自述至少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 三,钱穆、钱伟长叔侄的人生歧路 钱伟长的自述回忆了他在1948、49年间迎接解放军的活动。他当时在清华大学当教授,“知解放之将至,在心情激动中,有坚守岗位,迎接解放胜利的决心。”1948年12月24日,“我和董寿莘没有回家吃饭,请同学向家里打了一个招呼,二人骑自行车直奔石景山,在首钢见了原清华教授孟庆基,现已改名孟少农,他是入城工作组的人员,首钢业已解放,由他们派车送我们到达良乡司令部。晚8点到达良乡,见到了叶剑英、陶铸和钱俊瑞3位同志,我们汇报了清华情况,师生护校的激情,以及全校完好无损,只是粮食仅够3天的情况。叶帅当即指示钱俊瑞同志,把军粮一部分急救学校师生。我也汇报了岳父孔繁爵受华东局转中央军委之命,到北平动员傅作义起义的情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解放军首长,其平易近人,爱护师生的感情,深受感动。钱俊瑞是家乡鸿声里的族兄,知其名从未见过面,他是四叔的学生(小学),当然曾问及四叔,知在无锡江南大学,曾叮嘱我写信去请他留下来为解放后的教育服务。” 这里的“四叔”,即是钱穆,实际上钱穆在家里行二,但是因为叔伯堂兄弟联合排行为四,所以取字“宾四”,钱伟长叫他四叔。钱伟长少年丧父,读中学时一直跟随着钱穆,叔侄二人情同父子。可是在对待“解放”的态度方面,两人完全背道而驰。当时钱穆在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创办的无锡江南大学任教,钱伟长是否遵照钱俊瑞的叮嘱给叔父写了劝留的信,钱穆是否收到了这封信,我们无从了解。不过,据钱穆在《师友杂忆》里说,他在看到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后,“决意暂避。时共党广播称荣德生为民族资本家,嘱勿离去,荣氏集团中人,亦劝余留校,可随队同迁。又族叔孙卿乃子泉孪生弟,亦屡劝余勿离去。言下若于共军渡江有深望。余告孙卿,吾叔日常好谈论古文辞,不知共军先后文告,亦有开国气象否。孙卿无以应。然其力劝余如故。”——这个“族叔孙卿”名钱基厚,是钱钟书父亲钱基博(字子泉)的孪生兄弟,也是无锡工商界的头面人物。钱穆没有听取荣家和钱孙卿的劝告,还是离开了无锡,南下到广州,并最后出境到了香港。 我们现在知道,当时国共两党对于争取学者教授、社会贤达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国民党方面曾派飞机到即将失守的北平“抢救学人”,但没有多大成果,据钱伟长回忆,“到1948年12月18日学校里只有三位教授和二位讲师乘飞机南去,其余269位教师全部留校,学校照常上课。”共产党方面则通过各种渠道做工作劝他们留下来迎接解放,有些重点的知名人士则由地下党采取特殊的措施保护他们免受国民党胁迫和危害。不过钱穆的回忆中没有提到任何两党高层人士对他的关照,他似乎不在任何一党的重要人士的名单上。从国民党方面来说,主导安排学者随国民政府撤退的是朱家骅、傅斯年这样的“海归”,拥有西方名牌大学的学位,像钱穆这样连大学学历都没有的自学成材者,在他们眼中似乎还不够份量。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第一届院士里就没有钱穆,或许也是出于同一个原因。另一方面,在共产党和左倾人士的眼里,钱穆则是一个坚持孔孟之道的守旧分子,据钱穆回忆,在抗战后的国共内战时期,“闻一多公开在报纸骂余为冥顽不灵。……后寅恪来成都,详告余。又谓,君倘在滇,当可以诽谤罪讼之法庭。”钱穆对陈寅恪说,“凡联大左倾诸教授,几无不视余为公敌。一多直率,遂以形诸笔墨而已。”显然,他不会是共产党高层想要花力气争取的对象。看来,钱俊瑞对于钱伟长的叮嘱,更多是出于他个人对老师礼貌性的问候。 如此看来,1949年的钱穆像一叶小舟混在南来北往的茫茫人海中,无人问津。那么,为什么到了1949年8月,毛泽东要在以新华社评论的名义发表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将钱穆同胡适、傅斯年一起归入受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所控制的极少数知识分子当中去呢?他做了什么事让毛泽东如此愤怒呢?我们没有毛泽东或他的笔杆子起草该文时的内部资料。不过,钱穆的回忆录里记载了他在那年春天的一番谈话,或许可以对这个问题提供一点线索。当时国民政府已经败退广州,刚出任行政院长的阎锡山,会晤追随国民党的青年党和民社党人,或许因为阎锡山本人一向崇尚儒家学说,钱穆刚好应聘到广州华侨大学,无党无派的他也一起被请了去。钱穆在会上即席发言,说抗战时军队在前方保卫后方的知识分子,现在军队溃败,“恐不可恃。知识分子教育界可以人自为战,深入民间,当转上第一线,俟人心有定向,国事庶可挽回,政局可重建基础,然后军事始再可振作。”这些话分明是在替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府出谋划策以图东山再起。在毛泽东的眼里,尤其可恶的是,那些深受党国恩泽的名教授,如国民党员朱光潜、冯友兰等都决定留下同新政权合作,偏偏这个“党不疼国不爱”的钱穆,不识时务,自己跳出来像伯夷、叔齐一样要替旧政权守节。在接下来的另一篇评论《别了,司徒雷登》里,毛泽东好像余怒未消,已经作古数千年、没有招他惹他的伯夷也受到株连,被骂成了“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 被毛泽东点名批判,而且是同胡适、傅斯年绑在一起,大概是钱穆自己也没有料到的。1950年秋,在给学生的一封信里,钱穆这样写道:“余自抗战胜利后,足迹不履京沪平津,不在公立学校教书,单枪匹马,一介书生,怎么找到了我的头上。”这确实有点历史的误会。钱穆不是一个政治上活跃的人物。他说,抗战前“余昔在北平,日常杜门,除讲堂外,师生甚少接触。除西安事变一次外,凡属时局国事之种种集会与讲演,余皆谢不往。”抗战胜利后,北大复校,胡适为校长,人在美国,由傅斯年代理,他们没有给钱穆发聘请函。而钱穆本人也不愿意去,他说:“倘再返北平,遇国共双方有争议,学校师生有风潮,余既不能逃避一旁,则必尽日陷于人事中。于时局国事固丝毫无补,而于一己志业则亏损实大。因此自戒,此下暂时绝不赴京沪平津四处各校,而择一偏远地,犹得闭门埋首温其素习,以静待国事之渐定。”最后,他挑了一个私人新办的无锡江南大学,希望远离政治中心,安静地做自己的学问。至于说到同国民党的关系,钱穆比胡适、傅斯年要疏远得多,他一直拒绝加入国民党,拒绝担任行政职务。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胡、傅二人后来一直是台湾的学界领袖和文化班头,而钱穆在香港一留十几年,始终以办学为生,直到从中文大学退休,而且大陆文革动乱开始后才迁居台湾,此时傅斯年和胡适已经先后离世。 事实上,钱穆的若干学术观点也同国民党的正统教义相悖。例如他在抗战期间写的《国史大纲》书稿,将太平天国一律称为“洪杨之乱”,当时国民政府的审查机构也是“凡是派”,要求他改为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是得到过孙中山肯定的。钱穆对此抗辩道:“中山先生排除满清政府,创建中华民国,始是一项正式的民族革命。至于洪杨起事,尊耶稣为天兄,洪秀全自居为天弟,创建政府称为太平天国,又所至焚毁孔子庙,此断与民族革命不同。”——信奉“必也正名乎”的钱穆认为太平天国必须正名为“洪杨之乱”,在这件事上没有妥协的余地。 我们知道,被毛泽东在反右时捆绑在一起批判的章伯钧和罗隆基实际上是民盟里势不两立的竞争对手。同样,钱穆同胡适、傅斯年等人也在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等方面有诸多分歧。他曾这样评说胡适等人:“而如新文化运动诸巨子,乃群据国立大学内当教授,即以大学为根据地大本营。而政府无如之何。又自全盘西化一转而为共产主义,苏联化,不仅排斥古人,即全国社会亦尽在排斥中。”钱穆的这些论述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尽管不为国民党所看重,却仍然要给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广州政府进言,而且决定离开大陆。因为在他看来,共产党的胜利意味着比全盘西化还要不能接受的“苏联化”,新中国所尊的共产主义,同“洪杨之乱”尊的耶稣,一样都是外来文化的产物。他甚至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傅斯年等以及他们的西化主张,是为后来的“苏联化”开通了道路,也是有历史责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批判钱穆也不算误会,因为钱穆的反共与其说是出于政治立场,不如说是基于更深层的文化历史观。 话说回来,钱穆对共产党政权的看法也不是一开始就如此绝对,他当时到香港而不去台湾,也有驻足观望的意思,他在回忆中说,“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果使中共政权成立后,能善体这番心情,亦未尝不可上下一体,共期有成。”所以他想看一看中共有没有“开国气象”。然而新政权外交上的“一边倒”以及后来发生的历次运动,证实了他对中国“苏联化”的担忧:五十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许多他以前的同事、友人都作了自我否定或者受到批判斗争。1957年,在他培养下长大的侄子钱伟长被打成右派,在全国报刊上受到声讨。1959年开始的大饥荒期间,大量饥民逃港,香港居民纷纷给国内邮寄白糖、猪油一类的食品解救他们的亲属;钱穆的小兄弟钱文——人称“起八先生”——当时在家乡荡口,也收到了兄长从香港寄来的包裹和港币,是我们镇上少数有“外汇券”的人,持这种外汇券可以到无锡城里“侨汇商店”购买一般市场上买不到的商品。可惜起八先生当时失业在家,只能拿外汇券跟别人换了人民币维持起码的生活。据钱伟长回忆,他的这位“八叔”以前经常在“小说月报”和“国闻周报”上发表文章。这样一个有才华的人,就在那几年得了浮肿病在贫病交加中过早地去世。到了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曲阜孔府、孔庙、孔林受到红卫兵的毁坏,这在钱穆这样的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学人看来简直就是“亡天下”的征兆。痛心疾首的他一直到死都把1949年的解放“正名”为“赤化”,而且誓言“赤祸”不除,决不回乡。 四,钱穆和家人的大江大海 当时新政权曾在香港争取那些观望的旧政权军政人员和社会名流,1955年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的回归就是他们工作成功的例子。钱穆大概也在统战部门的视野之内。1950年,他尊敬的老师吕思勉曾写信劝他回归,在回信中,钱穆说:“回来虽无刀镬之刑,但须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是学生万万做不到的。”由于他对于中共政权的这种决绝态度,他至死没有再踏上故土一步。这就使他和家庭亲属长期相隔两地,发生了和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里一样的故事。 “左倾教授”钱伟长同他叔叔在1949年分道扬镳,一直到1981年才在香港有机会重逢。据钱穆的夫人钱胡美琦在钱穆去世后所撰《时代的悲剧——钱穆先生和他的子女》一文回忆,那一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学院——其前身为钱穆所创办的新亚书院——邀请钱伟长到该校“新亚学术讲座”作讲演。钱穆夫妇从台湾赴香港,使叔侄二人在分别三十多年后相聚。此后两人又相见了几次,在这几次见面中,免不了相互诉说离别之情以及钱伟长向他叔父介绍家乡故人的变迁。除此之外,钱穆每一次见面都叮嘱侄儿远离政治。1983年,钱伟长带同夫人孔祥瑛到香港讲学,钱穆夫妇也为纪念中文大学成立二十周年而在香港。据钱胡美琦在《时代的悲剧》中回忆,双方见面时,钱穆“当面叫祥瑛要多照顾好伟长,少问政治,把精力多放在学术教育上。以后我和祥瑛通信,宾四总是嘱我在信上写这几句话。有一年,我因事赴港,正巧伟长同时也要赴港开会。……动身前,我问宾四有什么话要带给伟长,他还是这几句,只加一句‘要多听太太劝告’。伟长年龄比我大一截,我十分为难。但伟长脾气好,不论宾四把这话重复多少遍,他从不生气。只解释说,两岸的社会情况不同,他会有分寸的。”——显然,钱穆对于侄儿热衷政治是很不以为然的,他的反复叮嘱实际上是一种批评,言外之意大概是:当年你被打成右派,二十年不能翻身,不能参与重大研究项目,荒废了业务,而且连累子女上不了大学。现在总算改正了,在共产党下面参与政治,你要懂得急流勇退,免得重蹈覆辙啊。 其实钱穆反对钱伟长卷入政治是一贯的,包括当初促使钱伟长进入清华后由文史科转学理工科。钱伟长在他的自述中说他的“弃文从理”是因为“九一八”事变后受到了爱国情绪的激发,要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他在其他许多场合也都重复类似的说法。然而,他不曾提到在这件事上他四叔的意见。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荡口,还有不少见过伟长光屁股在河里洗澡的长辈和老人,笔者从他们那里听说的是,钱穆一直告诫侄儿,他们家庭没有什么背景,缺少社会关系,学习文史不易有好的出路,希望侄儿改学理工科,可以远离人事和政治,凭真本事立足于社会。可以推想,叔父的意见有相当的份量,对于钱伟长“弃文从理”的影响即便不是决定性的,也是他当初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钱穆对于钱伟长的批评只是点到为止,毕竟那是侄儿,他对于自己的子女就用不着那么欲言又止了。1949年的大江大海,把钱穆同留在大陆的三子二女隔开了三十二年,1980年,当他同五个子女中的四个在香港重逢时,《时代的悲剧》一文中回忆的以下一幕令人们印象深刻:“当晚在旅店吃过晚饭已经九点了,一家人聚在一起闲话家常。那知宾四正式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把在座所有的人吓了一跳。他用手指着儿女们问‘你们谁是共产党?’他虽面带笑容,也使刚见面的儿女一时惊得不知所措。……四个子女迟疑了一下,还是老大钱拙先开了口。他说,‘当年以我们的家庭背景,怎么可能被允许入党呢?’我赶忙接着把话题扯开了……。”“宾四接着又问起十个孙辈的学名,听了儿女一一报上名字,显得很不开心。他说:这哪象是读书人家取的名字。”——显然,钱穆对于子女是否与受共产党“赤化”是很在乎的,连孙辈起的名字,想必带有那个时代的革命气息,也让他不快。那次钱穆和子女会面一星期,“前三天,宾四专一批评共产党思想阶级斗争的不适合中国国情。后三天,他对儿女一再重复讲伦理孝道的重要,要他们回去后多用功读孔子论语。并嘱他们各自好好教导自己的子女。我们的会亲,真像是天天在补课,而且是密集的方式。”——钱穆一生以教书育人为业,也有若干得意的门生弟子,而自己的子女却没有一个传承他的学问和文化历史观,一定是他十分伤心的事。 让钱穆更加伤心的是,他的儿女没有对他说实话:钱穆回台湾后,从一位新亚校友的口中得知,他的三子钱逊,实际上是共产党员。钱夫人说:“儿子的实况,竟是从外人口里获知,以宾四的性格,他是难以承受这个事实的。从此在他的心里,有了一个难解的心结。”其实,钱穆对此或许是有预感的,因为钱逊从小就是令他最不放心的儿子。早在抗战胜利后的四十年代,钱穆在苏州的时候,钱逊还只是中学生,就曾去信苏联使馆索取书籍,被他发现后严厉训斥。在他同子女香港会面的时候,他被告知钱逊在清华大学教哲学。实际上,清华这样的工科大学当时是没有哲学系科的,也不大会有专讲哲学的教员,所谓“教哲学”,实际上就是给各系学生讲授政治课,就算是教哲学,也只能是马列主义哲学。如果钱穆熟悉一点大陆的国情,就会对儿子的共产党员身份猜出八九分。从儿子这方面来讲,这样告诉钱穆,无非是一个善意的“忽悠”,希望可以减少对反共老爸的思想冲击。而父亲这方面,却对此一直纠结于心,钱夫人说,钱穆向她表示,“当年父子思想异途,他独自流亡海外,儿子们以大义相责。当时国家天翻地覆,个人的利害、得失、悲喜、成败,早已不在他心上,也无须作何解说。三十多年来,整个国家成了共产主义的试验品。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是非对错,事实已摆在了眼前。如今父子重得相见,做儿子的岂可对过去没有一句交待?……儿女们只谈大陆生活的改善,吃穿都比从前有进步,这更使他不耐。宾四说,知识分子见面不谈国家民族的前途,只谈现实的经济生活,国家要知识分子何用?做一个知识分子又有甚么意义呢?” 钱穆和他的子侄之间在世界观、历史观和政治道路上的分歧,只是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国社会大动荡的一个缩影。从晚清开始,受到对外战争一次次失败的刺激,在欧风美雨的冲刷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开始走上了激进化的道路,从中体西用到变法维新,从君主立宪到共和革命,从科学民主到共产主义,一浪比一浪激进,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和批林批孔。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被弃如蔽履。钱穆这样坚守中国传统的文人也随之越来越边缘化,被视为冥顽不灵的守旧分子。年轻一代人,甚至同代人,大多追逐时髦的西化甚至“苏联化”思潮,没有人理会儒学、传统文化这类无用的“古董”。子女同父母在政治信仰上异途,甚至划清界线、反戈一击,是上世纪后半叶司空见惯的现象。钱穆个人的遭遇,只是这大的时代悲剧之一例。笔者读钱穆夫人的这一段回忆,觉得钱穆在香港对子女“秋后算账”式的训话,是他在几十年中弘扬中国文化的努力所遭遇的寂寞、磨难和挫折积累起的感伤和激忿,在自己的子女面前,终于有了无需顾忌地一吐为快的机会。 五,螳螂捕蝉:蒋南翔和钱伟长 回想起来,钱穆及其代表的传统派在1949年前虽然受到西化思潮的挤压,在中国的文化学术界还有一席之地,话语权只是多和少的问题,因为占主流地位的是胡适、傅斯年这样的“西化派”中的欧美派,他们毕竟是受到“自由平等博爱”熏陶,而且还保留着传统中国读书人的君子风度。到了1949年后,“西化派”中的苏联派掌权,传统派的话语权,就成了有和无的问题。于是那些留在大陆的同事们,如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多次提到的“芝生”和“锡予”,即冯友兰和汤用彤等学者,纷纷在报刊上发表自我检讨,真心或者违心地否定自己过去受过的教育和学术主张,同胡适和他的思想划清界限,表示要学习和服赝马列主义。比较起来,钱穆在香港没有这方面的压力,但是经济上,却是过着流亡者的生活。新亚书院初创的时候,学生不足百人,教学、办公和师生住宿都挤在一栋楼的两层,夜里有的学生在楼顶上露宿,有的蜷卧楼梯上。那种困境,除了没有饿死,真的跟首阳上的伯夷、叔齐差不多。 此时,他的侄子钱伟长在北京却进入了他一生中风头最健的高峰期。他在《八十自述》中说,“从此一直到1957年,满怀热情地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战斗,担任了繁重的教学工作和教学行政工作,还有数不尽的各种社会活动。”这些社会活动包括:慰问志愿军伤病员,视察东北高教和厂矿修复工作,出席世界青年和平联合大会,参与宪法起草,出国访问缅甸和印度。他所担任职务,除了清华大学教务长兼任科学院的学术秘书外,还兼任种类繁多的跟业务沾边或不沾边职务:如全国青联常委兼秘书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甚至还担任八杆子打不着的中缅友协会长。当然,这一切风光和忙碌,随着他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嘎然而止,从此走进长达二十多年的人生低谷,那一年他四十四岁。 在《八十自述》中,钱伟长对于自己在反右派运动中和运动后的遭遇,只有很简短的几句话带过:“我在1957年1月3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6月9日,《光明日报》未经同意而以钱伟长和曾昭抡等6人的名义,刊登了民盟中央向党中央汇报的‘对于有关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造成了使人误解的舆论,接着就是1957年6月的反右运动,没有想到这种教育思想论争,竟以政治结论而告终,我被错划为右派,撤消一切职务,停止一切工作,保留教授,从一级降为三级。儿子竟也受到牵连,虽高考成绩优异而‘不予录取’,被分配到工厂当搬运壮工。反右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环境十分困难,进行业务工作更加不易,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论文,也没有出版过什么专著。”——钱伟长在他的回忆里把自己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归结于教育思想方面的争论。同谁争论呢?他没有说。荡口的父老乡亲,乡下人见识短浅,有的说是无锡人钱伟长斗不过宜兴人蒋南翔,有的说是小户人家出身的人斗不过大户人家的少爷。替他叹息之余,不免也有埋怨:伟长吃亏就吃亏在一张嘴上——老一辈的人都知道钱伟长从小能说会道,得理不让人,有“铁嘴”的名声——要是他少说几句,要是他听得进阿叔宾四的话:没有家庭背景的人,少问政治,多做学问,何至于会跌这么大的跟斗呵? 钱伟长的社会活动极多,尊敬他的人和讥刺他的人都称他为“万能科学家”,鸣放期间的言论也涵盖方方面面,包括主张理工合校,对全面学习苏联有保留,宣扬英美的大学教育等等。不过,依笔者“事后诸葛亮”的看法,以下这段话恐怕是他被打成右派的要害,这是刊载于195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上的钱伟长发言:“我是老清华了,一向是敢说敢做的,但这些年来,当家做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许多事情很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总比你快。对于校务,我只能在事情还没有做出决定前提提意见,决定以后就服从执行。但究竟其间是怎样决定的,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就茫然不知了。校务委员每当开会决定学校里的一个重大问题时,总是由党内负责干部介绍一下情况,问题分析的很全面,谁也不会投反对票,就这样顺利通过了。党内有好多资料,党外人不知道,很难发言,校务委员会实际是个形式。党把人分成两类,对一类人(党团员)总是先看他的优点,对另一类人总是先看他的缺点。清华党委对老教授总是抱怀疑的态度。多数系主任与教研室主任没有真正当家做主。象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这几年就是挂个空名,从未问过系务,竟然连一个徒弟也没有。近年来学校里一种寂静肃穆的空气实在让人难受极了,老教授们认为没有出息的一些人,偏让他进教研室当助教。选拔学生出国,教师提级等重大问题,也没有征求过教授们的一点意见,走的尽是党和行政路线。过去教授家里总是有川流不息的来来往往。现在呢,大家‘板板六十四’,板起面来办公事,特别是师徒间的关系不融洽。你在学术上帮助他,他却抱怀疑批判的态度来学习,甚至还要斗争你。试问这样如何教呢?”——“板板六十四”是我们家乡用来形容一个人循规蹈矩、不苟言笑的土话,别地方的人大多听不懂,居然也上了人民日报。这是“引蛇出洞”阶段,需要把他们的话原原本本记录下来。 同所谓“教育思想方面的论争”比起来,这段话才真的触及了问题的核心:校务、系务由谁当家?助教和留学生的选拔、教师提级由谁说了算?显然,钱伟长觉得校务委员、系主任、教研室主任以及教授是有资格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当家做主”的,而实际上却插不上手,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总比你快。”钱伟长的这些怨言,从他本人的角度来说,是很自然的,他在自述中一再强调自己爱国和革命都不后于人:1931年“九一八”后,他为了救国而“弃文学理”;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他参加了各次抗日救亡大游行和示威活动,参加了清华大学南下自行车宣传队,也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海燕歌咏团等中共党的外围组织;抗战胜利后不久的1946年,他就回国参加了清华大学在北京的复校工作,比钱学森、郭永怀早回国近十年;在此后的国共内战期间,他就同许多地下党的负责人接触,在家中招待地下党人员;在国民党撤退时,反对清华大学跟随南迁,还代表清华大学护校斗争的师生到京郊解放区同入城工作组和解放军领导联络接管清华大学事宜。既然解放就是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自己又有这样一份光荣的经历,让他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在清华大学当家作主,舍我其谁?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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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新民《科学殿堂里也有告密》

章诒和先生写的“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一文,以及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的出版和流传,使“告密”成为人们热烈议论的话题,网民从历史、文化、传统、人性以及制度等等角度对此展开了研究和讨论。而笔者则联想起了不久前在网上收集到的一份资料:“关于朗道院士的秘密档案”,是我国的“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根据前苏联解密的档案由俄文译成中文的,原件最早公开发表在1993年的俄罗斯刊物《历史档案》上。同聂绀弩刑事档案类似,它的大量内容也是告密者和其他人密报的资料,不同的是,这份档案还有一部分是根据侦缉技术——多半是指窃听——获得的资料编撰而成的。所以聂绀弩刑事档案同它比起来,技术含量少了一点,有点“山寨版”的味道。 在介绍这份档案之前,先了解一下这份档案的主人公——朗道以及这份档案的来历。朗道(Lev D.Landau,1908—1968)是举世闻名的苏联物理学家,笔者在1997年曾写过一篇短文“聊聊朗道”,登在当年十一月份《华夏文摘》上(见cm9711d http://www.cnd.org/HXWZ/CM97/cm9711d.hz8.html#4)。文中介绍了他的生平中的一些重要遭遇,包括1938年,他三十岁时被苏联当局逮捕入狱。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在“关于朗道院士的秘密档案”译文前的简介中提到朗道被捕入狱是因为“有人告密他是德国间谍”,这是一种误传。不过这也难怪,朗道被捕的真实原因是在他出狱后五十多年的1991年才公诸于世的,那时朗道已经逝世多年。在此之前,苏联政府讳莫如深,朗道本人也守口如瓶,人们一直被蒙在鼓里,包括他的家属都认为遭人诬告是他入狱的原因。朗道入狱的真实原因是他参与起草了一份声讨斯大林独裁统治的“反革命传单”。用我们熟悉的罪名说,是“恶毒攻击(斯大林)”和“煽动推翻国家政权”。幸运的是,朗道得到另一位著名的苏联物理学家卡皮查(Pyotr L.Kapitsa,1894—1984)全力相救,在一年之后被保释出狱。朗道出狱之后,在几个月内,对卡皮查新发现的接近绝对零度的温度下液态氦的超流动性现象作出了理论解释,这项成就使他在1962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不过,这是后话,当年,朗道因为有“政治问题”,属于“内控人物”,所以在1934年后一直不能出国访问。到了斯大林去世,苏联进入赫鲁晓夫时代,朗道尝试申请出国,为了审批他的申请,党中央向克格勃调阅了朗道在1947到1957年间的谈话记录。这份记录里朗道的触目惊心的反革命言论使得他的出国申请完全泡汤。笔者不懂俄文,十多年前写“聊聊朗道”时,只是从英文资料上读到此文件的少量摘引。感谢“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的学者们,中文的读者现在可以读到这份资料(由杨存堂编辑和校注,刘尔勋翻译)的大部分内容。对于在中国社会有一定政治经历的人来说,阅读这份“谈话记录”相信会油然生出一种“亲切感”来。 笔者在下面对这份档案作一简介,并不揣浅陋,对其背景做一些注释和说明,同时也同网友分享一些笔者个人的浅见。有兴趣的网友可以上网浏览该译文。 这份“绝密”资料标题为“朗道院士档案资料备要报告”,由国家安全委员会保密局局长伊万诺夫写于1957年末,由当时苏联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呈送给苏共中央委员基里林的。这个基里林是苏联部长会议主管科技工作的副主席(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朗道早已是苏联科学院的正式院士,他的出国申请显然要由基里林拍板,后者当时似乎有着科学院通讯院士的头衔。 报告的开头是朗道的简介:“朗道,1908年出生于巴库市,犹太人,无党派人士,苏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理论部主任。”——需要说明的是,苏联科学院当时在莫斯科有两个下属的物理研究所,一个就叫做物理研究所,是较老的,规模也较大。朗道所在的是另外一个物理所,它有一个有点古怪的名字“物理问题研究所”,是苏联当局为了留住“海归”、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卡皮查专门为他成立起来的。我国已故著名物理学家管维炎当年曾师从卡皮查,他回忆说,研究所人数很少,只有三十几人,占一栋欧洲庄园式的建筑,仿照卡皮查在剑桥时的实验室。但是“庙小神灵大”,那里至少产生了三个诺贝尔物理奖的得主。朗道从1937年起一直是该所的理论部主任,直到他去世——除了他在狱中那一年。 简介后面是对朗道的政治定性:“朗道出生于一个工程师家庭,其父1930年曾因从事破坏活动被捕,但朗道隐瞒了这一事实。1939年,朗道因参加反苏团体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但作为理论物理学领域的著名学者被释放。”——应当说明,朗道被捕的正确时间是1938年,1939年是他出狱的时间。关于其父亲因从事破坏活动被捕一事,也属不实之词。苏联解体以后,朗道姐姐的女儿为此写信到她外祖父生前居住过的城市——列宁格勒(现在改名为圣彼得堡)和巴库(现在是阿塞拜疆共和国首都)——查询。列宁格勒克格勃的答复是:没有她外祖父被捕的纪录。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国家安全部的答复是:朗道的父亲曾在1929年被捕,不过原因是“非法持有革命前制造的金币”,半年后,当局决定按当时的兑换率付给他苏联的钞票并且予以释放。看来,所谓“从事破坏活动”云云,不过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一种职业习惯,那就是总要在“敌对势力”分子的家庭出身上做点文章。比如“聂绀弩刑事档案”也是这么开头的:“现行反革命犯聂绀弩,男,71岁,湖北京山县人,破落地主出身……”。 关于档案内容的来历,因为是绝密材料,不用担心“授人以柄”,所以报告明确说,“国家安全委员会掌握着来自朗道周围的侦探们所作的密报和侦察技术手段提供的大量情报。”至于材料中哪些是侦探即告密者提供的,哪些是通过侦察技术获得的,大多没有明确说明,有些也许可以从档案中读出,有些对我们这样的外人来说完全无从判断。 朗道从什么时间开始成为克格勃的监控对象,这份材料也没有说明。不过朗道当年是卡皮查给苏联领导人莫洛托夫和克格勃头子贝利亚交上保证书以后才出狱的,可以推断这种监控在他出狱的1939年即已开始,尽管这份材料中收集的朗道的言论限于1947年到1957年间。有趣的是,尽管处于持续的监控之下,朗道出狱之后一直在科学研究的前沿工作,当局甚至让他参与了最早的苏联核武器的研制工作,并且两次为他在这方面的贡献颁发了“斯大林奖金”,并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他在1946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似乎也没有受到当局的干预。这大概是任何中国的受监控人士都不能享受到的待遇。 当然,表彰归表彰,当局方面的监控看来并没有放松。从朗道那方面来说,这些党和国家给予的荣誉也没有让他感恩图报。按照档案里的说法,“从他的政治观点看,他是个有明显反苏情绪的人,他敌视苏联的一切”,档案列举了大量证据来证明这一结论。安全部门之所以能够收集到这么多的证据,同朗道个人的性格不无关系。他的性格同聂绀弩有某种相像:胸无城府,口无遮拦而且言辞犀利。朗道当然知道自己处在安全部门的监视之下。不过,“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管不住自己的嘴巴,还是在各种场合说了许多被克格勃抓住把柄的话。 朗道是一位智慧极高的科学家,加上口无遮拦的脾气,就会生出许多“轶事”来。其中有一则讲的是他在科学院大会上对李森科这个斯大林在科学界的宠儿不假辞色的嘲弄——大家知道,李森科是反对“西方资产阶级遗传学”的科学斗士,主张生物后天获得的性状能够遗传。有一次,李森科作完报告后,朗道问他:“你是不是说,如果我们把一代又一代的牛的耳朵割了,最终我们会得到生出来就没有耳朵的牛?”李森科不知是圈套,回答“是的。”接着朗道说了一句院士大会上没有人会讲的粗话把李森科问倒了,大意是,“那么请问,我们(男人)世世代代X女人,为什么她们的女儿出生时个个都是处女呢?” 在院士大会上都敢这样放肆讲话,可以想象朗道在私下里会说出什么样的话来。这份档案的主要部分就是朗道在各种私人的场合发表的言论,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对苏联科学技术和科学界现状的批评;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向往;对苏联当局某些内外政策的批评;特别是,还有对于苏维埃政权以及制度的批评。 这里摘引几句他对苏联科学技术和科学界现状的批评:“在我们国家,科学界已彻底地卖身投靠了”,“领导科研的是一些钳工和木匠”——这后一句话同我国右派分子的“外行领导内行”异曲同工。 关于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向往,有这样一份来自告密者的报告:“朗道说,有一次他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上面说某位美国科学家,好像是捷克籍的,表示想到苏联来,于是,他说,这个蠢货!要是我能同这个人换换位置就好了。”朗道还说过,“一个想一生过得幸福的聪明人,应尽量摆脱国家,尤其是象苏联这样建立在压迫之上的国家给你下达的任务。”档案材料说,“类似的议论好几个侦探都不只一次的收集到过。” 下面的一段话,据说是他对一位“知己同时也是学者”所说:“可我至今仍与你在给我的信里提到的诸如‘为了祖国的利益而劳动’的目标相距甚远。这种信你该写给中央,对我则高抬贵手。你知道,苏联物理学处在什么位置,是处在第一位还是处在第十位,这不关我的事。我已经被贬到‘奴隶学者’的地位,这一点恰恰是决定一切的……”——这段话很像是从书信里摘抄来的,至于书信为什么落到克格勃的手里,恐怕要问那位被朗道视为“知己”的学者了。 他对苏联当局大力弘扬的爱国主义很不以为然:“……爱国主义路线妨碍了我国的科研工作,使我们同西方国家的科学家更加隔绝,与领先的科技人员更加疏远。”“我不能参加目前流行的、强调苏联和俄罗斯科研工作(在世界上)领先的鼓噪。” 因为这份报告是为苏共中央提供资料,以便作出是否批准朗道出国申请的决策,所以就朗道出国后是否能够回国的问题,档案有较多的篇幅加以说明,其中一条说:“1957年,朗道一位极亲近的人士就朗道出国一事报告说:‘……既然不能相信朗道会回来,所以允许朗道出国,就是不慎重。他肯定不会眷恋自已的家,他对儿子的依恋亦不会产生依依不舍的印象。他很少同儿子往来,他考虑最多的不是自已的儿子,而是自已的情妇们。……最近20年来他生活的那种环境,他认为自已搞起来的小圈子里的人,使一直存在于他身上的个人主义性格和自以为一贯正确的看法更加根深蒂固。因此,一旦出国,他只会从个人利益、个人口味、个人感受的角度去考虑自已的一言一行。’”——这位“极亲近的人士”是谁,我们不得而知,他连朗道同儿子和情妇的感情都了解得一清二楚,朗道假如活着看到这份档案,想必是能够猜出来的。 朗道不仅有“敌视苏联的一切”的言论,而且有出卖国家机密的嫌疑,档案里谈到,“美国物理学家韦斯科夫来到了莫斯科,为了朗道能出国,他同朗道圈子里的人专门讨论了国外最好采取什么措施的问题。在第一次同韦斯科夫私人会见时,在没有任何人授权的情况下,朗道把苏联学者的名单交给了韦斯科夫。名单上的学者,依朗道的意见,都是应该邀请到美国去的。这个名单上有他自已,还有依·米·利夫希茨、伊·叶·塔姆、维·拉·金兹堡等人,这些人都是直接参加中型机器制造部系统特别秘密工作的人。朗道提交名单时对名单上的人进行了评价并讲述了谁是干什么的。他对韦斯科夫说,塔姆是搞原子弹和氢弹的计算的,他也参加了这些工作,但程度上不及塔姆。”——引者注:利夫希茨是朗道的学生,他同朗道合著的九大卷《理论物理学教程》获得过1962的列宁奖金。塔姆是苏联著名的物理学家,获1958年诺贝尔物理奖,金兹堡则是2003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中型机器制造部”则是苏联核武器研制部门对外的名称,中国曾把对应的部门称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大概就是从苏联学来的。 尽管这份档案开宗明义说朗道“敌视苏联的一切”,它实际上却也包括了一些在当局眼里看来是朗道的正面言论,例如档案里说,“从1953年10月起,侦查机关注意到朗道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内外政策开始给予正面评价。”——相信这是斯大林去世以后,朗道对新领导和新政策有某种肯定和期待。另外,他虽然是犹太人,在对待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争端这一问题上,他同苏联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这种情况,在中国的类似资料中大概是找不到的,一个人一旦被定性为“敌对势力”,其档案里的正面内容就全部被抹掉,最多有一些“认罪态度良好”,“有立功表现”之类的词句。看看文革期间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材料和林彪反革命集团材料就知道了。 不过,在这份报告成文前一年——1956年——发生匈牙利事件时,朗道的评论完全同苏联政府唱反调,他把自己的政府领导人斥为“一小撮罪人”和“卑鄙下流的刽子手”。他说:匈牙利事件是“英雄的人民为自由而战。”“这实实在在是全体匈牙利人反抗奴役者,即反抗匈牙利一小撮人,主要是我国一小撮人的革命。”对于苏联领导人派军队镇压匈牙利的民众,他说“我们这儿的人决心用匈牙利人民的鲜血沾满自身,……他们管理着国家,他们是我们这里的罪人。” 尤其是,匈牙利事件还带出了他对列宁的批判。下面这段档案中的内容,如果不是告密者的汇报,那就是克格勃在朗道家中窃听所得:1956年11月12日,朗道在自已寓所里谈话,当有人议论到苏联政府在匈牙利采取的行动时说:“假如列宁在世的话他肯定会感到震惊。”朗道对此的答复是:“列宁也做过不可告人的事。请想一想喀琅施塔得起义。……那次也是彼得堡的工人阶级和来自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发动了起义。他们提出了民主的要求,可得到的却是子弹……这是法西斯采用的手法。”——朗道在1938年起草那张导致他入狱的传单时,仅仅是表达了对斯大林“大清洗”的愤慨,认为斯大林“背叛了十月革命的伟大事业”。但是到了四、五十年代,他显然已经转而对列宁在十月革命中创建的苏维埃制度持有相当严厉的批判态度。 档案中有一段话似乎有点费解,朗道说,“……第一件事,早在1917年10月就作到了,几个月之后发生了政权的转移,政权完全转到共产党人手里,共产党立即发出指令:抢夺被掠夺的归自已所有,他们认为在做这一切时是按科学办事的。……这不是什么错误,这里面包含着某种思想,革命就是这样实现的。”(别人问)“那能不能说这种思想是不道德的?”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朗道说,“那当然。” 如何理解这段话呢?笔者以为,金雁的“颠倒的联共(布)党史”一文可以提供一些线索。该文有这么一段文字:“列宁在十月革命的过程中,都是以要召开全民普选的立宪会议为动员手段,在这之前布尔什维克也说要把布尔什维克选进立宪会议。当时大家都认为苏维埃是一个临时机构,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搭了一个简易的住房,我们一定要盖一个比较牢靠的住房。我们的合法性靠什么来取得?就是要靠全民普选’。在临时政府的时候一再提出进行立宪会议选举,但是因为是战争的情况下没有选成。十月革命以后就选举了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得了少数票,24%;社会革命党得了40%。到此时列宁的口气完全变了,既然合法选举我是少数,那我就要用武力来取缔它。从赞成立宪会议到取缔立宪会议,是列宁跟第二国际的分手的主要原因之一。”——朗道所说的“几个月之后发生了政权的转移”,显然是指列宁在普选失败后用武力取缔立宪会议的举动。朗道认为这种政权转移方式背后的思想是“不道德的”。如果这样的理解不错的话,说明至少在知识分子中间,对于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合法性一直存在着质疑。十月革命时,朗道只有九岁,他从早年对“十月革命的伟大事业”的赞扬转变到后来对苏联政府的严厉批判态度,可能同他对十月革命历史的深入了解有关,毕竟,经历过那一段历史的人还有在世的,联共党史的官方版本并不能一手遮天。 朗道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制度的认识“与时俱进”到多远,还可以从下列几则档案记载看出来: “今年(1957年)1月12日,在同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沙利尼科夫谈话时朗道说:‘我应该告诉你,我认为我们的制度,正如我从1937年就开始对之所了解的那样,完全是法西斯式的,现在依然如此,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因此,这个问题会有两种情形:第一、要看这个法西斯制度的内部在多大程度上会有所改善……第二、依我看,这个制度将来总会发生动摇。我认为,只要这个制度依然存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它的改观上,这是不可能的,一般来说也是可笑的。我对此不抱任何希望。’” “在同梅曼教授谈论同一话题时,朗道说,‘显而易见,列宁就是头号法西斯分子。’朗道否定我国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今年(1957年)5月,他曾说:‘我们的制度是官吏阶层的达官显贵们专政的制度。我否认我们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理由是生产资料绝对不属于人民,而是属于达官显贵。’”——“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财产不属于人民,而是属于权贵,物理学家朗道在五十年代就洞察到了这一点! “朗道认为,苏联的现状不会长久地继续下去,并就此谈了他的几个推测,即通过什么途径消灭苏维埃制度。这包括他1956年12月1日的谈话内容在内,那天他说,‘目前已很清楚,可能会发生军事政变。现时政府不怎么受欢迎,加上人民仇恨当权者,军事政变这件事完全是可以实现的。’” “正如技术侦察手段所提供的情况那样,在同每天来访的客人谈话时,朗道多次就苏维埃制度将不可避免地要消灭的问题陈述了自已的各种设想。”——1957年,正是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年份,我们的伟大领袖断言“东风压倒西风”,朗道却预见了“苏维埃制度将不可避免地要消灭”。 朗道把列宁称为“头号法西斯分子”,念念不忘“通过什么途径消灭苏维埃制度”,同这样明目张胆的反革命言论相比,聂绀弩在旧体诗里隐讳曲折表达的那些对毛主席和党的微词,对自己遭遇的牢骚等等,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小儿科。看到朗道这样一些毫无掩饰的“反革命狼子野心”,苏共中央怎么能够批准他的出国申请呢?连他到兄弟国家中国访问都不予批准。不仅如此,笔者相信,在当时苏共的领导中,一定也有人这么想:“这个姓朗道的王八蛋!在适当时候给他一点厉害尝尝。朗道对我党的诬蔑攻击,请就现有的材料整理一份系统的东西研究一次,如够整他的条件……设法整他一下。” 不过,我们为朗道庆幸,也为苏联和世界的物理学庆幸,除了不让他出国,苏联以赫鲁晓夫为核心的最高领导并没有“给他一点厉害尝尝”。既没有限制他收徒授课,也没有禁止他用真名在国内外出版著作和发表论文。甚至,对待朗道还表现了相当的克制,据朗道的同事兼学生金兹堡回忆,1959年,有一个国际物理学大会在基辅召开,朗道和其他一些科学家被通知不准出席,理由是他们接触过苏联核武器研究的机密。这规定引起了朗道的愤怒,他宣布照样会到基辅去并要把这件事捅到会议上去。面对朗道的抗议,当局最后收回了成命。 正是苏联当局的这种“只监控、不行动”的克制——虽然说不上是法治意义上的权力的自我约束——使得古拉格里少了一个劳改犯人,苏联多了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世界多了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 毕竟,苏联共产党是孕育了托尔斯泰的俄罗斯文化的产物。 □ 寄自美国 刊登在 2009 华夏文摘 cm090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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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新民《科大,你怎能忘记刘达?》

科大的第二任党委书记刘达,离开人世已经八年了。在这个信息爆炸、文字潮涌的时代,却看不到科大人写的一篇纪念他的文章。合肥中国科技大学的网站,竟然找不到刘达二字,仿佛他已从科大校史上蒸发。作为科大的老校友,颇为不解,深感不平。故写下一些文字,对这位为科大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共产党内不多见的教育家表示一点怀念之意。 1964年春,刘达出任北京的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60年代是个特殊的年代,科大是一所特殊的大学,遇到刘达这位思想独立、敢想敢干的人物,自然会发生一段特别的故事。 先说科大。 1958年建校的科大,从时间上看是“大跃进”的产物。科大校友不必为此而感到惭愧。清华来自用庚子赔款办的留美预备学校,北大原是满清王朝的京师大学堂,其“出身”难道比科大更光彩? 实际上,科大是科学院与教育部长期矛盾的产物。五十年代初,成立不久的中共政权在教育系统实行“全盘苏化”,不仅文理科和工科被分离在不同的院校,科学研究同教育也被分割开来:科学院专门从事科研,高等院校基本上只管教育。这套从苏联搬过来的体制,现在回过头去看,其弊端已经比较清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学生不能及早接触科研,科研机构也不能及时发现和吸收优秀的年轻科研人材。 这种分离也导致科学院同教育部门之间争夺资源和人才的“战争”。自从1956年中共政权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以及中国要搞“两弹一星”——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目标后,中科院获得了相当优厚的物质资源,但是主持科研项目的领导干部和科学家却常常埋怨分配不到最好的毕业生,因为清华、北大等中国一流的大学都把最好的学生留在自己学校里,而不愿输送到科学院。科学院苦于“人才难得”,产生了“求人不如求己”的想法,决定自己办学校培养科研人员。 58年5月9日,中科院向当时主管科研的聂荣臻元帅和中宣部呈送一份关于开办大学的报告。6月2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这份报告。9月20日,中国科技大学在北京西郊正式开学。校长由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兼任,学校的实际主事者是中科院副秘书长、科大的首任党委书记郁文。 科大在三、四个月内从无到有,不能不说是“乘了大跃进的东风”,这样的速度记录恐怕全世界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能够打破。一方面,这说明当时中共领导对科学院办学的重视。另一方面,这同郭沫若在当时政府中的地位密切相关。虽然科学院相当于国务院下面的部一级机构,但是由于郭沫若的资历以及同周恩来、聂荣臻的私人关系,他可以直接向他们要校址、校舍和其它支持。不象现在的科学院,一定要把“太子”请来当副院长才能“直达天听”。 科大第一年开学的消息,被《人民日报》作为重大新闻登载在第一版上。聂荣臻题词说,创办科大是“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科大一开始就被列入全国重点大学,它标榜以培养“尖端科技”人才为目标,实行“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副校长有严济慈、华罗庚这样的大科学家,各系主任由科学院的对口研究所所长钱学森、赵九章等担任,还有钱临照等一大批科学院的著名科学家直接讲授基础课,因而立即成为全国高中毕业生向往的学校。当时的党政领导人也纷纷将自己的子女送到科大深造,最初的几届学生中即有朱德的孙女、陈云、罗瑞卿的女儿,陈毅、乌兰夫的儿子等。 科大校园在北京西郊玉泉路(现在被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占),原来是中央马列学院的校址,它东临解放军政治学院和七机部二院,后为解放军301医院,西面是八宝山公墓。当年北京高校有句顺口溜:“穷北大,富清华,不怕死的上科大”。北大倒不一定真“穷”,清华校长由教育部长蒋南翔兼任,教育部每年的银子,清华捞到的最多,确实有点“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情形现在比过去更甚)。当年科大的经费主要来自科学院,也不算穷。但它与死者为邻,这是科大人“不怕死”的第一层含义。 科大的办学方向是面向科研,其主要任务是为中科院和国防科委培养研究人材。学校的专业设置,以新兴、边缘、交叉学科为主,因而对学生的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外语的要求要高于一般的大学。例如化学物理专业,其课程设置几乎囊括普通大学物理系和化学系的全部主要课程。课程过多,再加上学校初创即遇到“三年困难时期”,导致科大的学生有“三多”:戴眼镜的多,端药罐子的多,因病休学、退学甚至死亡的多。这是科大学生“不怕死”的第二层意思。 再说刘达。 刘达(1911-1994)原名刘成栋,出身于黑龙江肇源县一个地主家庭。1935年,刘达就读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参加抗日救亡组织和“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次年加入中共,37年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来到“晋察冀边区”,任雁北地委书记和边区党委秘书长等职。后来的上海市委书记张春桥和马天水当时曾经是他手下的干事。据说,马天水同刘达关系很好,虽然后来马的地位已经高于刘达,文革前进京都会看望老首长。马天水后来陷入四人帮的圈子,下场悲惨。这是刘达没有料到的。 刘达45年赴东北,任陈云秘书。次年,哈尔滨解放,任第一任市长。以后,他在东北农学院、东北林学院、黑龙江大学担任校长、书记等职。55、56年,兼任林业部、森林工业部副部长。59年,刘达到黑龙江农村调查,发现大跃进运动“劳民伤财”,“破坏生产力“,结果被黑龙江省委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职罢官,行政级别从六级降为七级。62年,在刘少奇点名干预下,刘达的“右倾”之罪得到“甄别”。据说,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安子文,要刘达在出国当大使和去大学任职之中任选一个,刘达挑选了后者。1964年,刘达接替郁文,担任科大的党委书记。 从1964至1975年,刘达在科大一共待了十一年。其中五年蹲“牛棚”,实际主事仅五年多。在这短暂的数年内,刘达至少做了两件大胆的事。一是文革前夕,刘达搞了一次教育改革,推行西方大学的学分制,开共和国高校回归西方教育制度之先河。二是文革后期,刘达创“回炉”之举,搜罗文革中毕业的科大学生返校补课,为科大保留了一批教学科研人材。另外,刘达在蹲牛棚期间,不仅不低头认罪,竟说服看管他的学生,变为死保他的“铁杆保皇派”,亦属文革中极罕见之事。仅此数举,即可令刘达在科大校史上留下灿烂的一页。 1965年,刘达在科大搞的教育改革,堪称科大校史甚至共和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创举。中共执政后,共和国全盘采用苏联教育制度。旧大学或解散,或解体,或合并。清华、交大等变成纯工科学校。北大、复旦等“综合大学”,仅剩文、理二科。其余航空、钢铁、石油、地质、化工、外语等校,专业面更为狭窄。学生一进校,即被分派某一专业,按照指定的课程学习,直至毕业,毫无自由选择的余地。 58年大跃进的惨败,导致62年的调整。国民经济稍有起色,毛泽东即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63年以后,“左风”愈吹愈烈,贯彻“阶级路线”,学毛著,学雷锋。64年,毛发布教育问题指示,曰“旧教育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可以砍掉一半”,考试是“用对付敌人办法”、“搞突然袭击”、“整学生”,“要完全改变”。在这种形势下,刘达“偷天换日”,借毛泽东的教改之名,于1965年开始搞他自己的一套教改。 刘达的教改,可归结为“三化”:自由化,英语化和西方化。 一、以学生为中心,推行西方大学的学分制,大搞“自由化”。大幅度减少必修课,每学期仅规定三门必修课(包括外语)。每门主课三个学分,完成规定学分即可毕业。学生可自由选修全校任何专业、任何年级和任何教师的任何课程,可以跳级、单科升级和提前毕业,也可以不去听课,完全自学,只要参加期末考试及格即可。据文革中的大字报揭发,刘达还打算取消全校低年级学生的专业划分,新生进校后,先学两年基础课,再按学习成绩和学生的意愿定专业。 二、重视英语。文革前,除了外语院校,科大大概是全国最重视外语的大学。学校规定,学生必须掌握两门外语才能毕业。刘达的教改,尤其强调英语。新生入学后,无论原先学过何种外语,必须首先学英语,英语过关后才能学其他外语。从未学过英语的新生,编入英语慢班;学过三年英语的,进入快班;学过六年英语的,进入特快班。特快班由外语教研室主任田雨三教授亲自授课,主要用英语讲课,强调学生要达到看、说、听、写“四会”,才算学会英语。 三、采用英美教材。过去科大与其他大学相同,采用苏联教材和其他大学或本校教师编写的教材。1965年,科大一些课程开始直接采用美国教材,例如化学物理专业的普通物理学,就采用的是李重卿翻译的美国哈里德·瑞斯尼克的《物理学》。 这场教改极大地调动了科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竞争意识。65级的学生,大多原是各中学尖子生,个个雄心勃勃,人人争先恐后,都想在教改中出人头地,多选课,快修课,除了吃饭、睡觉和体育锻炼,其余所有时间都用在学习上。饭堂吃饭排队,掏出英语单词本念念有词的人不是个别。不难想见,这场极有战略眼光、极具前瞻性的教改,如果不是因文革而中途夭折,科大必将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科学家。 文革一来,教改不仅半途中止,而且遭到严厉批判。但刘达的教育思想却在科大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科大后来搞学生“回炉”,在发表科研论文方面名列全国高校的前茅,在全国高校外语评比中多次独占鳌头,创办全国第一个少年班,设立全国第一家研究生院,考研和出国留学的比例全国第一,甚至最近开展低年级生不分专业的试验,可以说都与刘达当年教改留下的遗产不无关系。 刘达的教改,有些措施在表面上似乎与毛泽东指示吻合,如减少必修课和考试,修满学分即可毕业(缩短学制),允许学生不听课等。但其实质内容,却是另一回事。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核心却是强调“政治”,强调“红”而轻视“专”甚至反对“专”。1958年毛制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64年毛与毛远新谈话时又说:“阶级斗争是你们(青年学生的)的一门主课。”他既反“美帝”,又批“苏修”,从未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教育制度。他认为,共产党坐江山以后的十七年,学校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因而必须“造反夺权”,打倒“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革后期,毛放手创建他主张的“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废除高考,以“推荐”方式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上大学,管大学,改大学”。工厂办“七二一大学”。取消文科,理工科大学搬到工厂、矿山,农学院和医学院迁到农村,教师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造就出“白卷英雄”张铁生、“反潮流小将”黄帅这样的风云人物。对比之下,刘达的教改和毛氏教育路线,可说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孰是孰非,何优何劣,历史早已作了结论。 刘达极为重视学业,重视人材。62年以后,全国“左”风日炙,林彪鼓吹“突出政治”,刘达对此持抵制态度。他甚至在全校大会上说,“有人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难道主席吃饭、喝水、上厕所说的话,也顶一万句吗?”。教育部宣传北京航空学院“又红又专”优秀学生范兴言,全国各大学争先恐后学之,刘达却在科大印发南京大学学生温元凯的材料。两者有何不同?范兴言的突出“成绩”是“活学活用毛选”。温元凯的特色是他在大学二年级就学了数门外语,写出具有专业水平的科研论文。刘达还根据新生的入学成绩,挑选少数学生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文革中被批为“反对阶级路线”,“培养修正主义苗子”。 刘达对人材的爱护,还体现在对一些“反动学生”的处理上。近代力学系60级学生江建铭,在毕业前给中央写信,表示对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不同意见,被定为“反动学生”。刘达认为这只是思想认识问题,照样让他毕业,并分配到保密的工作单位。该单位发现江有“政治问题”后,把江退回给学校。刘达没有像当时许多学校那样把江送交专政机关,而是留在科大。他还把江建铭给中央的上书印发给马列主义教研室“批判”。听了那些教员的批判后,刘达说,你们这些马列主义教员水平还不如江建铭。可见刘达内心是同情甚至欣赏江的。文革中这成了刘达的一大罪状,说他是“反动学生的保护伞”。以后江一直留在科大,文革后任科大校刊的编辑。如果在别的学校,例如华东师大,江很可能落得跟王申酉同样的命运。 1966年6月,文革风暴兴起,科学院派郁文、李焕为首的工作组进校。刘达先被停职,后被打倒,戴高帽,挂黑牌,游校园示众,清厕所,扫马路,蹲牛棚,自是家常便饭。刘达身材矮胖,66年8月,有人用纸版把刘达画成一只丑陋的乌龟,钉在电线杆上,极尽人身侮辱之能事。67年底,笔者在校园马路上,看见刘达头戴一顶破帽,身穿一件旧棉袄,手持一把大扫帚,独自在凛冽寒风中清扫马路,不禁生出一丝恻隐之情。一位30年代就投身革命、多年来一直“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老干部,想不到竟落到如此境地! 在被“专政”期间,刘达也不时有一些“趣闻”传出。那时他每天要向专政队汇报思想。有一天的汇报内容是关于打扫厕所,他没有写什么扫厕所使自己“接近劳动人民,有利于思想改造”这类当时流行的套话,而是说他从一楼的打扫到六楼,发现一楼的厕所最脏,六楼的最乾净,因为一楼的厕所用得最多,因而他建议今后设计楼房一楼的厕所应该大一些,越往高层,厕所可以小一些。这种汇报常使专政队领导哭笑不得,从中可以看出他观察细致和办事认真的态度。 近代化学系学生陈孝原,运动初期对刘达持反对态度,后来因“反动言论”被关押,同刘达成为牛棚里的“难友”,两人朝夕相处,使陈对刘达的看法完全转变,遂成忘年之交。后来陈孝原“出狱”离校,刘达以自己的皮袄相赠,可见他对青年人感情之深厚。 类似的事也发生在看管刘达的人身上。科大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公社”派张腊狗等学生监管刘达。刘身处逆境,以平常心对待监管学生,娓娓讲述高层内幕及自己经历,令张腊狗等肃然起敬,觉得刘达一身凛然正气,关心国家前途和民生疾苦,认定他是“我党好干部”,还成立“干部问题联络站”,决心保刘出山。哪知在67年底,康生、杨成武大笔一挥,说刘达在历史上追随刘澜涛、彭真等“坏人”,一贯“右倾”,于是刘达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1970年,科大迁校合肥。次年,林彪集团垮台,刘达仍住牛棚。张腊狗闻之,修书王震,诉说刘达冤情。王震曾在雁北地区同刘达共事,对刘印象良好。他去合肥找刘达竟吃闭门羹,立即致电时任安徽革委会主任的老部下,刘达方获“解放”。(张腊狗后来改名张恒烈,现为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 1972年,刘达官复原职,时年61岁。“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本性不改,仍想做一番事业。但四人帮还在台上,学校个别领导干部处处制肘,使他有志难伸。科大迁校以后,设备损失迨尽,教师仅剩一半,更糟糕的是与中科院的研究主体距离遥远,对科大的发展极为不利,因而刘达要求中央把科大迁回北京,但在当时的政治大环境下,他碰了一鼻子灰。科大短短十多年兴衰的历史,真说得上是:成也中共,败也中共。 1973年,刘达珍惜文革前高分考进科大的学生,趁林彪垮台后极左政策有所收敛之机,下令搞“回炉”,罗致一批分散各地的文革中科大毕业生回校补课,为科大培养了一批科研教学骨干。他还把在浙江一小工厂当工人的南京大学高材生温元凯,调到科大任教。“回炉”消息一传开,上头严令制止,说是搞“右倾复辟”,致使“回炉”半途而废。 文革期间,科大物理系教师方励之等人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研究天体物理。林彪垮台后政治气氛稍有放松,方等开始在当时刚刚恢复出版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介绍天体物理等领域的新进展和研究成果。张春桥、姚文元于是在上海办《自然辩证法》杂志,组织复旦大学谷超豪等人撰文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将方励之最先引进中国的“黑洞”、“宇宙热大爆炸”等新概念批判为“唯心主义”和“伪科学”。刘达不理会“上海帮”的大批判,支持方励之等人研究天体物理,使中国科学家在天体物理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上压下挤,加上文革中遭受迫害而健康不佳,刘达1975年离开科大,到北京任国家计量总局局长。 1977年,刘达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数年之内,就把清华从一所工学院转变为兼有理、文科的真正的综合性大学。他虽然人在清华,却没有忘记科大。他亲自写信推荐,使300多名流散全国各地的科大学生,得以归队、回炉和落实专业对口政策。著名天体物理学家、现在厦门大学任教的卢炬甫教授,就是刘达帮助之下得以返回科研单位的。 文革前夕的1965年,毛泽东正在精心筹划“文化大革命”,准备清洗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一大批“党内走资派”。刘达身为七级高干,与中央许多头面人物非常熟悉,难道对即将来临的文革风暴没有一丝预感?他竟然敢在天子脚下的科大,大力推行西方国家教育制度,岂不是引火烧身、自投罗网?一位对刘达思想相当了解的校友说,刘达当时除了隐约感到彭真可能会出问题以外,对于即将来临的文革风暴,确实毫无知悉。由此观之,刘达显然不是一位两眼向上、密切关注中央高层风向的干部。文革中有人揭发,刘达在听到中央电台广播聂元梓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时,他的第一个反应竟是:“小聂在延安时可是够风流的呀。” 60年代的共产党高干,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眼睛朝上,千方百计迎合最高领袖,发明各种肉麻的词汇搞个人崇拜,一心一意往上爬,林彪、柯庆施、康生可谓此类典型。第二类,循规蹈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对上级指示从不怀疑,或者明知有错也不敢抵制,此类干部人数甚多。第三类,仍然保持革命初期的理想,关心民众疾苦,不计较个人升降荣辱,敢于抵制上级的甚至最高领袖的错误指示,在无力改变政治大环境的情况下,争取多作一些利国利民的好事,彭德怀可算其中的代表。刘达也属于最后这类干部。 刘达是文科知识分子出身,长期从事大学领导工作。他思想解放,眼界开阔,目光远大,敢于创新。有人可能会说,学西方算什么“创新”?在“左风”猖獗的政治大气候下,敢于逆流而上,学习西方的好东西,这就是一种创新。科大现任校长朱清时说,科大的精神就在于创新,而创新是需要有些勇气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刘达的精神是一份现成的值得借鉴的宝贵遗产。 刘达在科大十一年,倒有一半时间受师生批斗、侮辱,笔者当年也在批斗会上喊过“打倒刘达!”的口号,现在深感后悔和惭愧。刘达对科大有功有恩,科大对刘达有过有愧。饮水思源,当年受惠于刘达的数千名科大师生,在刘达的直接关怀下得以重返科教战线的300多位科大校友,难道不觉得还有一笔“欠债”尚未偿还?科大的校史难道抹得去刘达?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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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励之《八公山下的再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1969―1970年》

今年又教广义相对论,不禁又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岁月…… 1969年5月到8月之间的三个月,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间歇期。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刚刚过去,新的高潮尚未到来。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开始(1968年夏),我就被隔离在科大。直到1969年5月才被准予回家。我的小儿子是在我被隔离后的第九天出生的。在我回到家时,他也快满一岁了。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他。这三个月里,我虽然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但生活不无逍遥。正值暑期,我们全家的日常活动之一是下午四点以后去颐和园游泳。当时颐和园的游人极少。深水区水也净洁。我们大都是最后几个游完上岸的人。向回走的时候,除了偶尔看到一两个船工在收船外,整个颐和园空荡荡的。从知春亭西望,夕阳正在玉泉山后缓缓下滑,塔影延伸到昆明湖面上,半隐半显。燕京十六景之一――玉峰塔影,只在此季此时才可以真正地看到。 这三个月里,算是我们一家最长的团圆期,其后的二十年(1970-1990)里都是分离的,或一分二,或一分三,再也没有长于一个月的团圆期。 ◇ 下迁 新的一轮风暴始于1969年8月末。当局发布命令(即所谓林彪第一号命令):所有北京的大学都必须南迁,因为苏修要入侵了。北京的大学迁出北京,在历史上有过一次,是1937年,当日本即将打入北京的时候,大批学校迁往西南,那是战争所迫,是逃难。文化大革命的大迁校,更主要是出于共产主义的一条意识形态原则:和平会使人变成修正主义,斗争和战争才使人永葆革命的“青春”。 首先是北京大学宣布,将迁往江西鲤鱼州。1969年8月29日,李淑娴首批被遣离北京去江西。一家的团圆生活就此结束。 中国科学技术大也要迁出北京。 不像北大,清华两校有过南迁的经验,逃难也颇井井有条。科大则像只没头苍蝇,向北京之外乱撞,没有目标。科大接到迁出北京的通令后,有三个月迁不出去,原因是找不到一个地方愿意接受科大。当时,科大曾派人分头去四川、河南、山东等省联系外迁,都失败而回,没有一个地方欢迎科大。当然,北大,清华也不是去什么好地方,他们的新“校址”――江西鲤鱼州,原来是个血吸虫疫区,老劳改农场。 只有诸葛亮的老家河南省南阳县,还有一点尊重智者的遗风,表示欢迎科大来诸葛亮的茅庐办学。可惜,一个茅庐容纳不下整个科大,作罢。在那三、四个月里,科大是被北京市委无价转让的处理品,摆在外面,任人挑拣,但没有人要。也不怪,毛泽东给大学的总评语是:池浅王八多。谁还愿意接收这种中国人最鄙视的动物组成的群体? 最后,安徽省接受了科大,同意迁到省会合肥。安徽以盛产王八出名。中国出口赚取外汇的王八(现在不应当再称“出口”和“外汇”,因主要出口地是香港),百分之八十出于安徽,所以,王八的名声,在安徽不算太坏。一次,我和一个同事背了一篓王八从合肥回北京过年。在火车上,我们睡着了。忽听一乘客大喊“谁的王八!”原来是我们的王八逃出篓外。除了连忙道歉外,赶快到全车厢抓王八。一快事也。 于是,全校迁往安徽。搬迁过程极匆忙草率。后来统计,全校的仪器设备有一半在搬迁中被毁坏。还没有看到一个入侵者,辎重已经自损一半。 1970年1月,春节一过,我们物理系的一批教师和学生动身去安徽。安徽接受科大,也并不是因为他们需要大学教育。到那时,大学停课已快四年了。到了安徽,继续停课。大学的任务不是教育,而是接受无产阶级的再教育。 因此,火车一入安徽,并没有送我们去合肥办教育,而是径直开进淮南矿区,要我们去接受煤矿工人的再教育。我们的一队是去谢家集第三煤矿(简称谢三矿)。 谢三矿位于八公山南麓。西面是寿阳县城。古时候,有淝水流过寿阳县城和谢家集之间,现已淤塞。所以谢三矿正位于“淝水大战”(382A.D.)时东晋的阵地。前秦苻坚虽兵多将广,但因他没有望远镜,看走了眼,把八公山上晃动的草木都误认为是晋军,打了败仗。从此,苻坚被“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语讥笑了一千多年。今天看来,苻坚也可能不是独一无二的。不是吗,就是有了望远镜的今天,伟大的统帅不也是满眼看到的都是阶级敌人吗。 我们到淮南时,八公山上已经没有草、也没有木了,是秃山一座。由于地下挖煤,造成地面不均匀地下陷。有的地方沉降多,有地方少,形成极难看的矿沉地貌,没有一点古战场的兵戎气势。只是寿阳城城墙还在,它比一般的县城城墙高大,似乎可以想得到苻坚登高远望八公山时的惊恐神态。 ◇ 矿井下的生活 谢三矿是五十年代用苏联的技术修建的。现在(2006)已经报废。当年在淮南矿区中,它是最好的几个矿井之一。平均日产量二、三千吨,煤的质量也很好,直接运往上海。 再教育的第一课,就是下井挖煤。妇女被禁止下井。55岁以下的男性学生和教师一律都要下井劳动。谢三矿的煤有两层,第一层深一百多公尺,第二层深三百多公尺。坐竖井里的缆车,垂直降下,进入地层。我们主要在第一层回采区。在井下,由矿工带路。开始走大巷道,直径约五公尺,宽敞,有路灯,类似地下铁路的通道。进入支巷道,路灯就没有了。除了人人头顶上的一盏矿灯外,没有其他光源。路很窄,大家只能排成一列,在黑暗中相互跟随。这时,最重要的是,紧紧盯住前面的晃动的灯光,随着前面的光走,不能稍有疏忽。有的地段,巷道曲折,不及时跟进极易迷失前人的灯光。那时,你的周围是各向同性的黑,找不到方向。遇此情况,决不要动,因为巷道网错综复杂,不熟悉的人,很容易走错。如果误入瓦斯区,还会有生命危险。原地不动,等工人师傅回来找你。 越接近回采区,越难走。已经不是路,而是大大小小的洞,有的洞只能容一个人俯伏爬行。进入回采区,空间又变得宽大。那是一个用密密的钢柱在地层里硬挤出来的一个空间,俗称掌子面,高约两米,宽约六米,二十多米长。人群沿着掌子面一线排开。挖煤。 挖煤的方法很简单。沿掌子面,有一条传送带(俗称溜子),只要把你周围的煤铲到溜子上,就完成了。煤的比重比山石小,所以,挖煤比愚公移山容易得多。在黑暗之中,除了脚下的煤,脚边的传送带外,甚么也看不到,甚至看不清近邻的同伴。因为相互看不见,就也极少谈话。工作时,除了听到铲煤声,溜子的转动声外,人群总是默默的。只有一次,一位眼睛不好的同事,不小心一脚踩到溜子上,人同煤一起上了传送带,向下溜。他大叫起来,人群才被惊起。幸好他很快被下面的人从传送带上拉了下来,免于变成一块煤的命运。黑暗也保护了他,没有人能看清他在溜子上的神色。随后,人群复归沉默,溜子继续转动。 “吃饭了!”一个声音传过来。工作停止,大家沿着掌子面一排坐下来。这时,一个布袋从排头起一个人一个人地传过来。袋中装有大饼,每人从中拿一个,这就是全部午饭。几分钟后,再传过来一个水壶,每人喝一两口,再递给下一个人,这就是全部饮料。吃饭之前没有洗手,矿下没有洗手的地方,也没有感到有洗手的必要。反正一切都是黑的,也看不清自己的手。在一切都看不见的环境里,人似乎会失去许多常规的反应。 上井以后,才发现全身是多么黑的。这时,再有大饼一定不会抓来吃。矿工洗澡池中的水也是黑色的,可以抓出煤灰来。不过,这样的水照样可以把身体洗净。 几次下井之后,就习惯了。有一次我和少数几个人还去掘进区“卖苦力”。任务是开掘巷道,把煤层切开,为回采开辟工作面。这里比回采区艰难。不能通风,空间里飘满粉尘。 地层不断散发出被压抑了几亿年的热,温度极高,人人都是赤条条地工作。在惨淡的矿灯下,只隐约可见赤裸人体在黑暗中蠕动,从一个黑暗蠕动到更黑暗的前方……为但丁“神曲”作插图的Gustave Gore大概下过矿,不然他画“地狱篇”不会那样逼真地再现了矿下的场景。 临近五一劳动节,谢三矿的井口上,挂上了许多大红标语,‘大干三十天,产量超万关’‘五一献礼,日产万吨’等等。不外希望工人多劳动,多产一些煤,并无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性。按我在井下工作的了解,多产一些煤,不是很难的事。凡在掌子面上工作,平均地说,每班工人在井下的八小时中,只有三小时是在挖煤。其余时间并不真干活,有时一连几个小时干脆静坐等待下班,实质的怠工。只要少怠一小时,就可以增产百分之十或更多。 可是,‘当家作主’的工人阶级,好像根本没有看见矿井上的标语。下井后,照样只工作三个小时,照样静等下班。全队工人皆如此,没有一点不同于往常。无产阶级专政虽很有效,但到一百多公尺的地下,威力就差了。当我也在黑暗中枯坐而不得不陷入沉思时,一个工人悄悄地说:“一天六毛钱,就干六毛钱的活!” 这六毛钱称作下井费,是工资之外的附加。不论何人,凡在井下工作一班就有六毛钱。理由是,井下辛苦也有危险。当时,煤矿工人的全国的死亡率是一年约两千人。还好,我们所在的半年,没遇上过井下事故。但死亡率还是高起来了。 ◇ 抓516 1970夏季开始,进入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自杀高潮。第一个高潮是1968年,科大有十多人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自杀,多是教师。第二个高潮,也有十多人自杀,多是学生。 新一轮的斗争,名叫‘抓516分子’。如何定义516反革命分子,在百科全书里都难查到。反正,它又是一顶无产阶级专政的帽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帽子就像纽约的大街,太多了,只好用编号当名子,现在要抓的是第516号。1980年,我第一次到纽约,听到一个在长岛的朋友告我,他家的电话是516-……,当时心中条件反射式地一悸。 我已经有了一顶帽子(漏网右派),一般说,不会再得到新帽子。《共产党宣言》中有一句名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我已经被无产阶级解放了。所以,新的一轮运动,应该轮到解放其他的人类。516号运动的目标主要是学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 我的任务仍是体力劳动。有时在矿井上,有时在矿井下。后来,我专职拉小板车。这种车是安徽最通用的货运工具。木制的。很像马车,但尺寸较小,车身宽1公尺长2。5公尺,车辕约1。3公尺,装有两个胶轮。主要由人力拉,也可由驴力拉。直到80年代在合肥的最繁华的长江路上,小板车的数量仍远远超过货运卡车。到处可见小板车流。我就在那种车流中生活了一个多月。 实话说,一个人拉车上街,是一种不失愉快的劳动。因为是夏天,像所有拉车者一样,我们可以公开脱掉上衣,尽情地享受阳光,警察也不会来干涉。安徽丘陵地多,大街也是起伏的,拉上坡有些费力,下坡时则可人车一起下滑,一张一弛,是一种很有节奏的运动。拉累了,可以找街旁一个树荫下小憩,乘凉。渴了,可以买一瓣西瓜吃,沿途到处都有西瓜摊,很便宜。严格说,凡被专政者上街买食,都应事先取得监视人的批准,但是我有信心,绝不会有人来检查我买西瓜是否持有批准书,因为,那些监视者正忙着抓516呢!没有监视,没有政治,一身的汗水,一路的阳光,两边的西瓜摊,混在小板车流中,拉啊!好不自在,尽管只是暂时的自在。一生里,又有那一次的自由自在不是暂时的?我的身体,很得益于那一段拉车生活中所吸收到的空气和阳光。 那些暂时还没有被专政也就暂时还没有自由自在拉车权的同事,看到我的被中原的太阳晒成一派古铜色的身驱,眼神里似也有一种羡慕。他们仍在努力地抓516,一个个一副缺乏血色的面孔,一副病态。果然,七月一到,蚊子一出现,虐疾就开始流行。有一度,我一连好几天拉的都是虐疾病人,从谢三矿到矿区医院没有公共交通,只能由小板车运送。就拉板车来说,拉病人是最舒服的差事。拉过板车的人都知道,装货太多太重的车,当然不好拉;完全空的车,容易乱跳,拉起来也没趣味。人体几十公斤,对拉车来说是一个最佳重量,既不过重,也不过轻。我虽然常常送病人去医院,也常被蚊虫叮咬,也没有打预防针,但我始终没有得上虐疾。反动派们自嘲:可能我们身上血也是反动的,以致虐原虫也怕。 流行病并没有使抓516运动降温。我虽然不参加运动,但运动的冷热,是很容易看到的。斗争更加速了。学生一个个少起来。凡是有516嫌疑的学生,一个个被隔离,就如清理阶级队伍时我们被关在校园里一样。有的学生被关在谢三矿的工房里,情节严重者则被押送合肥。 有一个红卫兵,原来负责监管我们这些被专政分子,到七月,他不来管我们了,他自己也成了被监管的对象。 一个学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个很活跃红卫兵,从谢三矿被押回合肥。不几天消息传回,他从四楼跳下,死亡。 另一个学生,并不十分活跃,七月开始经常一个人无目的的出走。语言渐渐不合文法,行为渐渐不合因果律。一天不见了,后来在运煤的铁路上被找到,躺在铁轨上,两条大腿都已被火车齐齐截断,送到医院,失血过多,当夜死亡。那晚我正好去送另一个病人,也在医院。矿区医院的停尸间不在楼里,而是孤零零的一间小房子,房外靠近树林。那晚,停尸房外一直有物理系的同事值班守卫。因为,安徽的野狗(已恢复狼性的狗)极多,它们嗅觉极好,凡停尸间里有了新死者,它们就会成群地聚集在近旁的草丛里。到了深夜人静,它们就跳出来用头撞开停尸间的门,去吸吮新死者的血。守卫的人就是负责赶走这些想吃鲜血的狗,让死者得到安宁。这是名符其实的守灵。 这个卧轨者的灵魂,得以安宁,是不多的例外。在当时,凡自杀者,均按反革命论处,死后的灵魂也要遭到亵渎和批斗。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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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励之《吃刺猬的年代——科大的第一创世纪》

发表于 2008 年 01 月 08 日 由 方励之 [(序)2008年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科大天体中心准备邀请方励之老师回校参加天体物理校友学术会议,学校没有批准,原因是怕方老师 回国的影响超过校庆, 而且可能有国家领导人参加校庆。在这之前,中国国内的一些学术会议也邀请过方老师,都被领导拒绝了。连香港的学术活动,也未能入境参加。原因似乎都明白, 但还是想不清楚。方励之还算不上是共产党的敌人。杀过多少万共产党人的国民党领导人,还能在北大演讲呢。如果说那是祖国统一的需要,可方励之在国外为海峡 两岸的学术交流,已做了好多年的工作了。 方老师不能回中国参加科大校庆,我们一起在网络上庆祝吧。这里给大家推荐方老师的科大回忆录,算是校庆的开始。同时也在此呼吁,中国国家领导班子能对“各 种不可逾越界限随着时间均已渐渐地淡去”,“登楼直上高处”,让方励之老师回国参加校庆和学术交流。可以想到,科大一百周年校庆,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在 了。但那时候的人们,回想今年五十周年校庆,不会有什么比能让方励之回校参加校庆更欣慰的了。那时的校友不会明白方老师回忆里的内容了,但会感到一个民族 在意识形态上的转变。(晨剑)] 1958年我进入刚刚创办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迄今整五十年。谨以此文献给活着的,逝去的,戴过枷锁的,自由的,赝自由的,留在大陆的,流到海外的,为科大的创世吃过刺猬的师長和朋友们。 2006年2月12日晨,二,三十个好事者在北京西郊的香山饭店聚会。突然,会场上一个电话打到Tucson,接到我家。要我答话。一位相識四十八年的老友張永謙(原科大物理教研室同事,现中共央央党校退休教授)问: “老方,我現在在香山。你还记不记得在香山吃刺猬的事?” “当然记得,那还能忘……”忙答。赶快说清是在那个地方火烧刺猬,以证明我的確没有忘記。 “那还能忘”—— 那是科大的创世纪。 “ 大家齐努力,学习毛主席”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大),是在1958年创办的。办校的目的是利用中国科学院的学术力量培养科技人材。 特别是培养研究和制造核弹、 导弹和卫星(简称‘两弹一星’)的人材。当时中国发展‘两弹一星’的计划,刚刚起步。中国科学院的体制完全仿效苏联科学院,研究人员不在大学任课,也无义 务带研究生。因此,创办一所大学由这些人任教,一箭双雕,一可有效使用科学院人才,二是给教育部的本位主義(不分配好学生到科学院)釜底抽薪。 我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共工作了二十八年又五个月,从1958年8月初到1987年1月初。在我到科大报到时,全校总共还只有一百多个筹办人员,没有学 生,许多教师尚未报到。创办时,科大校址在北京复兴门外玉泉路。我離開科大时,校址已在合肥。我进入科大和离开科大的时间和地點虽然相差很大,但对我而 言,有一个共同点。我进入科大时,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我离开科大时,再次被开除党籍。两次开除党籍的方式也十分相似。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章程,开除党员的正常手续是,先由该党员所在党支部召开全体党员会,进行讨论,该党员有权在会上申辩。经讨论后,再付表决。若获通过,再 呈报上级党委。批准后,才算生效。可见,开除党员一般情况費時不貸。但是,党章上也规定,如遇紧急情况,上级党委可以直接决定开除一个党员,不需召开党支 部会,也不給被开除者以申辩的机会,立即执行。按一般解释,党章所指‘紧急情况’,是战争,火灾,或大地震等。在那种瞬息万变的场合,容不得正常的手续。 可以“火线入党”,也可“就地正法”。 我前后被开除党籍那两次,都是被“就地正法”的,尽管都不在战场上。之所以“有幸”如此,主要原因是,大学本就是一个战场。毛泽东曾说“我们没有大学教 授,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按:指大学)统治”“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实际上是国民党”。也就是说,大学實質是一个 国民党匪帮占领区。在大陆上消灭了国民党的正规军队后,大学就变成了消灭蒋匪的一个主要战场。就这样,我被‘紧急’地消灭过两次,儘管我的教職不是中国国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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