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心灵深处的荒野中探险

我们中国人的教育里面,关于“恐惧”和“规范”的教育尤其的深厚。当然这不全是坏事,它让我们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如何在社会上生存。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从事数学和物理这样极端地需要创造力的领域的人来讲,如何放下历史和教育里面不断积累的各种包袱,轻装上阵,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恐惧会阻碍我们长时间完全投入地思考手边的问题,恐惧会让我们去不停地关心别人在做什么,学术的主流是什么,恐惧会阻碍我们走到心灵深处的荒野中去探险。说到底这种恐惧是对孤独的恐惧。

是对孤独的恐惧让我们更加留恋绚烂多姿的科学殿堂,在那里每天都有川流不息的人群,有无数前辈为我们建立的科学丰碑,有目不暇接的科学新闻,会议,展览,以及比咖啡和茶更佐谈资的科学轶闻和八卦。人们太爱这座辉煌的殿堂了,这里是他们美丽富饶的精神家园,因此他们时常感叹感叹人类的成就之博大精深,他们觉得穷其一生也只能看看这座城市一个小小侧面。他们理所应当地忽略了家园之外还有广袤无边的无“人”地带。

Grothendieck说能够带我们走出家园(或牢笼)去更广袤的天地里探索的力量就是“the capacity to be 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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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探索的动机》(爱因斯坦在普朗克生日会上的讲话)

在科学的神殿里有许多楼阁,住在里面的人真是各式各样,而引导他们到那里去的动机也各不相同。有许多人爱好科学是因为科学给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科学是他们在这种娱乐中寻求生动活泼的经验和对他们自己雄心壮志的满足。在这座神殿里,另外还有许多人是为了纯粹功利的目的而把他们的脑力产物奉献到祭坛上的。如果上帝的一位天使跑来把所有属于这两类的人都赶出神殿,那么集结在那里的人数就会大大减少,但是,仍然会有一些人留在里面,其中有古人,也有今人,我们的普朗克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我们所以爱戴他的原因。

我很明白在刚才的想象中被轻易逐出的人里面也有许多卓越的人物,他们在建筑科学神殿中做出过很大的也许是主要的贡献;在许多情况下,我们的天使也会觉得难以决定谁该不该被赶走。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如果神殿里只有被驱逐的那两类人,那么这座神殿决不会存在,正如只有蔓草就不成其为森林一样。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说,只要碰上机会,任何人类活动的领域都是合适的--他们究竟成为工程师、官吏、商人还是科学家,完全取决于环境。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 那些得到天使宠爱而留下的人吧。

他们大多数是沉默寡言的、相当怪僻和孤独的人,但尽管有这些共同特点, 他们之间却不像那些被赶走的一群那样彼此相似。究竟是什么力量把他们引到这座神殿中来的呢?这是一个难题,不能笼统地用一句话来回答。首先我同意叔本华所说的,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 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由变化不定的欲望的桎梏。一 个修养有素的人总是渴望逃避个人生活而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这种愿望好比城市里的人渴望逃避熙来攘往的环境,而到高山上享受幽寂的生活。在那 里透过清净纯洁的空气,可以自由地眺望、沉醉地欣赏那似乎是为永恒而设计的宁静景色。

除了这种消极的动机外,还有一种积极的动机。人们总想以最适合于他自己的方式,画出一副简单的和可理解的世界图像,然后他就试图用他的这种世界体系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征服后者。这就是画家、诗人、思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各按自己的方式去做的事。各人把世界体系及其构成作为他的感情生活的中枢, 以便由此找到他在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内所不能找到的宁静和安定。

在所有可能的图像中,理论物理学家的世界图像占有什么地位呢?在描述各种关系时,它要求严密的精确性达到那种只有用数学语言才能达到的最高的标准。另一方面,物理学家必须极其严格地控制他的主题范围,必须满足于描述我 们经验领域里的最简单事件。对于一切更为复杂的事件企图以理论物理学家所要 求的精密性和逻辑上的完备性把它们重演出来,这就超出了人类理智所能及的范 围。高度的纯粹性、明晰性和确定性要以完整性为代价。但是当人们胆小谨慎地把一切比较复杂而难以捉摸的东西都撇开不管时,那么能吸引我们去认识自然界的这一渺小部分的,究竟又是什么呢?难道这种谨小慎微的努力结果也够得上宇宙理论的美名吗?

我认为够得上的。因为,作为理论物理学结构基础的普遍定律,应当对任何 自然现象都有效。有了它们,就可能借助于单纯的演绎得出一切自然过程(包括 生命过程)描述,也就是它们的理论,只要这种演绎过程并不超出人类理智能力太多。因此,物理学家放弃他的世界体系的完整性,倒不是一个什么根本原则问题。

物理学家的最高使命是得到那些普遍的基本定律,由此世界体系就能用单纯的演绎法建立起来。要通向这些定律,没有逻辑推理的途径,只有通过建立在经验的同感的理解之上的那种直觉。由于这种方法论上的不确定性,人们将认为这 样就会有多种可能同样适用的理论物理学体系,这个看法在理论上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物理学的发展表明,在某一时期里,在所有可想到的解释中,总有一个 比其他的一些都高明得多。凡是真正深入研究过这一问题的人,都不会否认唯一 决定理论体系的实际上是现象世界,尽管在现象和他们的理论原理之间并没有逻辑的桥梁;这就是莱布尼茨非常中肯地表述过的“先天的和谐”。物理学家往往 责备研究认识论的人没有足够注意这个事实。我认为,几年前马赫和普朗克的论战,根源就在这里。

渴望看到这种先天的和谐,是无穷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我们看到,普朗克就是因此而专心致志于这门科学中的最普遍的问题,而不是使自己分心于比较愉 快的和容易达到的目标上去的人。我常常听人说,同事们试图把他的这种态度归因于非凡的意志和修养,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促使人们去做这种工作的精神状态, 是同宗教信奉者或谈恋爱的人的精神状态相类似的,他们每日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我们敬爱的普朗克今天就坐在这里, 内心在笑我像孩子一样提着第欧根尼的风灯闹着玩。我们对他的爱戴不需要作老生常谈的说明,我们但愿他对科学的热爱将继续照亮他未来的道路,并引导他去 解决今天理论物理学的最重要的问题。这问题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并且为了解决 这问题他已经做了很多工作。祝他成功地把量子论同电动力学、力学统一于一个单一的逻辑体系里。

送给和我一样还在黑灯瞎火的路上探寻光明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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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pacity to be alone” by Alexander Grothendieck

Since then I’ve had the chance, in the world of mathematics that bid me welcome, to meet quite a number of people, both among my “elders” and among young people in my general age group, who were much more brilliant, much more “gifted” than I was. I admired the facility with which they picked up, as if at play, new ideas, juggling them as if familiar with them from the cradle — while for myself I felt clumsy, even oafish, wandering painfully up an arduous track, like a dumb ox faced with an amorphous mountain of things that I had to learn (so I was assured), things I felt incapable of understanding the essentials or following through to the end. Indeed, there was little about me that identified the kind of bright student who wins at prestigious competitions or assimilates, almost by sleight of hand, the most forbidding subjects. In fact, most of these comrades who I gauged to be more brilliant than I have gone on to become distinguished mathematicians. Stil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30 or 35 years, I can state that their imprint upon the mathematics of our time has not been very profound. They’ve all done things, often beautiful things, in a context that was already set out before them, which they had no inclination to disturb. Without being aware of it, they’ve remained prisoners of those invisible and despotic circles which delimit the universe of a certain milieu in a given era. To have broken these bounds they would have had to rediscover in themselves that capability which was their birth-right, as it was mine: the capacity to be alone.

                           —– by Alexander Grothendi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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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执的完美

我总觉得人就是一个会犯错的动物,很多的作品,不论是数学物理论文,还是文学,评论,艺术,除了有闪光之处,往往也有很多的缺陷和不足。这正是一个特别正常,特别有人味儿的现象。

每一位数学家都清晰无误地把自己的恐惧,虚荣,急躁清晰地展现在他她的作品里。 而在每一件伟大的作品里,我们都能看到那种超乎常人的耐心,没有一点急躁,有的是达芬奇的绘画里面的那种永远拒绝加速的悠然自得。

但是每当我看到一个毫无缺点,近乎完美的作品的时候,我就能感受到作品背后的一个偏执到接近疯狂的灵魂,就象米开郎基罗的西斯廷的天顶画,那简直是非人力所及,难怪达芬奇也觉得“五雷轰顶”。Edward Gibbon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和 Grothendieck的数学著作都是一样的breathtaking。可以想像作者内心的不平凡,或许那个内心是巨浪滔天:

 You must have chaos within you to give birth to a dancing star.
Friedrich Nietzsche(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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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大自然的箫声

发现往往是在有意和无意之间,更多的是一个倾听和接收的过程,是每一个孩子都自然拥有的能力。最让我着迷的问题总是那些根本不知道如何formulate,或者not well-defined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特别容易让你进入和享受这个倾听和接收的过程,这时候所有的知识都是包袱,你只需一个本来无一物的自由心灵,这时候也最是急不得,需要静下来,忘掉所有知识带来的噪音,一起来倾听大自然的箫声。

我们中国的教育非常强调知识,强调基础,仿佛真的有那么一个“基础”,确实有很多的数学家也确实相信有那么一个基础,在此之上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美丽富饶的精神家园,但是美丽富饶家园往往也成了最坚实的精神牢笼。我不知道这个基础是什么,我也不相信它真的存在,我们离找到适合描述大自然的语言还很遥远,我们的寻找也许永远也没有尽头。在这个漫长的寻找和等待的过程里,很多时候知识都是包袱,你更需要一个能够去倾听的能力,一个曾经被我们的教育不断地剥夺的能力,这个能力当然也可以重新练习,天真也一定可以修行,否则佛教徒都是徒劳了。

文小刚老师问过“我们如何研究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的问题,Grothendieck给出了一个非常有深度的回答。我们的修行也可以从聆听这位智者的低语开始,以下摘自Grothendieck的《收获与播种》。

One cannot invent the structure of an object. The most we can do is to patiently bring it to the light of day, with humility – in making it known it is “discovered”. If there is some sort of inventiveness in this work, and if it happens that we find ourselves the maker or indefatigable builder, we aren’t in any sense “making” or “building” these structures. They hardly waited for us to find them in order to exist, exactly as they are! But it is in order to express, as faithfully as possible, the things that we’ve been detecting or discovering, to deliver up that reticent structure, which we can only grasp at, perhaps with a language no better than babbling. Thereby are we constantly driven to invent the language most appropriate to express, with increasing refinement, the intimate structure of the mathematical object, and to “construct” with the help of this language, bit by bit, those “theories” which claim to give a fair account of what has been apprehended and seen. There is a continual coming and going, uninterrupted, between the apprehension of things, and the means of expressing them, by a language in a constant state improvement, and constantly in a process of recreation, under the pressure of immediate necessity.

As the reader must have realized by now, these “theories”, “constructed out of whole cloth”, are nothing less than the “stately mansions” treated in previous sections: those which we inherit from our predecessors, and those which we are led to build with our own hands, in response to the way things develop. When I refer to “inventiveness” ( or imagination) of the maker and the builder, I am obliged to adjoin to that what really constitutes it soul or secret nerve. It does not refer in any way to the arrogance of someone who says “This is the way I want things to be!” and ask that they attend him at his leisure, the kind of lousy architect who has all of his plans ready made in his head without having scouted the terrain, investigated the possibilities and all that is required.

The sole thing that constitutes the true “inventiveness” and imagination of the researcher is the quality of his attention as he listens to the voices of things. For nothing in the Universe speaks on its own or reveals itself just because someone is listening to it. And the most beautiful mansion, the one that best reflects the love of the true workman, is not the one that is bigger or higher than all the others. The most beautiful mansion is that which is a faithful reflection of the structure and beauty concealed within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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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的莎士比亚书店和老George

那是一个礼拜天的午后,书店朝北,没有午后斜阳的眷顾,倒是正对着塞纳河对岸的巴黎圣母院,看的到圣母院广场的飞鸽,也不时听的到教堂的钟声,那仿佛来自远古的宁静,让文学与宗教在这个四壁缥缃的小书店里浪漫地邂逅。

老George是莎士比亚书店的老板,几天前他让我来喝他的礼拜天的下午茶,所以我早早地就到了,还带来了一袋新鲜的龙井茶。tina是那天的茶夫人,我就做了她的助手。时间还 早,我们俩挤在老George的卧室,看满墙的照片,听老George讲照片里故事,照片里全是20世纪英美文学的巨匠:海明威,詹姆斯.乔伊斯,伍尔 芙,康明思,。。。,也都是老George的朋友。90多岁的George做了一辈子的红色绮梦,所以才能在巴黎左岸拉丁区的黄金地段为英语世界无数的文学青年维持着一个共产公社。书店到处可见脏兮兮的短床,老George让他们白住,只要求他们每天在这书的海洋里花一个小时写作。Tina是来自澳洲的诗 人。我还见过几个美国来的姑娘和小伙子。据说那些散发着布尔什维克味道的短床,接待过几万个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学青年。

那天下午,我们聊了很多海明威,也聊到了中国。我说中国也应该开几个这样动人的书店,老George突然笑咪咪地说:北大想请他去开个书店。我问:为什么没去?他说他不喜欢北京,他喜欢上海。我心里掠过合肥,不过没敢提,只是追问他:为什么不在上海办呢?他笑而不答。我想起了泰戈尔喜欢的南京,就再问:南 京怎么样?他说他很喜欢南京,出了一会儿神,他又补了一句:“我出生在南京”!

—- 2006年秋于巴黎南郊的法国高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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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灿烂的日子?》-周平

[孔良注:这是我在1996年的春天读到的第一篇有关文革中的科大的文字。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在1995年9月1日上映,周平的文章大概也是随后出现在网络上的。]

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瞎子摸象”,它告诉人们,每个人都从自己所处的社会
地位观察世界,对于同一事件的看法和观点截然不同。最近看到姜文先生描写文革
的大作“阳光灿烂的日子”,他说的不错,对于军区大院的红五类,文化大革命的
确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是他的观点和感受,但是如果年青的朋友看了这部电
影后,认为文化大革命很好玩,“阳光灿烂”,那倒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我借用姜先生的题目,讲一段发生在很久以前,几乎被人们遗忘的故事。

1964年,我怀着当居里夫人的梦想跨进了科大的校门,正是风华正茂的年
岁,作为名牌大学的学生,我是多么自负,自傲和自信。“这世界是我们的!”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打破了我当科学家的美梦,而且一下子把
我从天上摔进了无底的黑洞,连我自己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一夜之间就成了“炮
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份子。”

1967年元月一日出现在西单墙上和玉泉路科大校园里的署名“科大雄师战
斗队”题为“中央文革向何处去?”的大字报,曾经是轰动北京城的大新闻。它就
象一颗小小的流星,在黑暗的天空中闪烁了瞬间,就消失在茫茫的宇宙中。而我和
我的同伴却为此付出了十年的青春,从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如花似锦的岁月是人生
最美好的年华。而我的青春刚刚开始,就被扼杀了,被摧残了。

1966年十二月初,我从外地串联回到北京,听说北京的一些高校和中学的
学生被抓起来了,因为他们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林副主席和江青同志。我看
了那些“大毒草”,象伊林·涤西的“给林彪同志的公开信”,北大“虎山行”的
“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等等。觉得这些年青人很有思想,他们的大字报讲得挺有
道理,十六条规定学生的问题一律不整,抓学生是违反十六条的。我把这些想法和
一些同学讨论,大家观点都比较一致,就商量着要写一张大字报阐明我们的观点。

“中央文革向何处去?”这张大字报是由近代物理系青年教师朱XX,近代物
理系学生冯XX和我共同起草的,后来在雄师全体会议上讨论修改后于1967年
元月一日在西单墙上和玉泉路科大校园里贴出。因为多次抄家,这张大字报的原稿
我已经找不到了,我记得这张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1.讲话风:中央文
革以无产阶级司令部自居,每到一处就表态,支持一派,打击一派,造成群众组织
的对立,2.抓人风:中央文革叫群众火烧这个,炮打那个,可就是自己碰不得,
把持有不同意见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抓起来,开创了文化大革命中用专政的办法
处理不同意见的先例,这是不符合十六条精神的。元月五日,我们又贴出了雄师的
第二张大字报“分歧在哪里”,这张大字报是由我起草,在雄师全体会议上讨论修
改后发表的。因为我们的大字报调子比较低,讲得又比较切合实际,校内外有相当
一部分群众同情支持我们的观点。

我那时真是太天真幼稚,也是太狂了。真不知自己有几斤几两。我们这群书呆
子,装了一脑袋数理化,读了一肚子古今中外名著,可对于政治斗争的知识却连幼
儿园都没有毕业。在我那科学家的头脑里,文化大革命就象解一道数学方程,按照
一定的逻辑和原理推下去,就会找到唯一的解。后来我才认识到,这个方程不但不
能按照常规的逻辑和原理求解,而且它跟本就没有解。

元月十日,XXX组织抄了我们几个人的家。

元月十四日,北京市公安局将雄师主要成员朱XX,冯XX,我,江XX,黄
XX逮捕。科大雄师战斗队只有半个月的寿命就垮台了。

据说当时公安局抓我们是看我们的大字报口气那么大,以为我们有很硬的后台
,要把我们的后台揪出来,审查来审查去,才发现我们只不过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
的大学生,雄师骨干成员都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子女,大字报是我们自己起草
的,是我们自己干起来的,没有什么人指使我们,也没有后台。这就叫作初生牛犊
不怕虎。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被关押的是哪个监狱,但我知道里面关的全是文革中的政
治犯,而且我不是最年青的。那个把我带到女牢的女警察看着我挺惋惜地说:“这
年纪轻轻的大学生就蹲了大牢,这辈子可惜了。”她这话当时我根本不明白,我还
没有想将来的事,我想的是要当江姐。

那个女警察把一间牢门打开对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女孩说:“小兵,我给你找个
人作伴。”我一看就知道她是个中学红卫兵,一身军装,扎两个小辫,她床上放着
一件很高级的军呢大衣,看来还是个来头不小的高干子弟。她告诉我,她是八一中
学红卫兵的头,也是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成员,今年十七岁,爸爸
是总参的,中将。我告诉她我是职员出身,爸爸是教师。“是知识份子?”她有些
轻视地说。但当她听说我是雄师的,马上和我“哥们”起来。她说,你们胆子还真
大,还敢写“中央文革向何处去?”我说,我现在也觉得这个标题有些不合适。

公安局的人第一次审讯我的时候,我一直坚持,我没有反对谁,只是贴了张大
字报提了点意见,是符合十六条的。按照科学的逻辑和思维方法,既然他们可以给
国家主席和老帅们贴大字报,我们给中央文革贴一张大字报有什么了不起?(多么
幼稚可笑!)审讯人员问我是否说过“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我说不一分为
二就不会有发展。他们问我是否说过林副主席讲的“毛泽东思想是顶峰,毛主席比
马恩列斯都高”是不对的。我说任何事物都要发展,没有顶峰,任何真理都是一个
历史阶段的相对真理,马恩列斯毛都是一个历史时期的伟大人物,不能说谁比谁高
。他们还问我是否讲过“江青是小资产阶级感情,爱哭。”这是我写在日记上的。
现在的年青人看了一定会觉得这都是大实话,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当时也是这么想
的,所以就都承认了。我看到审讯人员在不停的记,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我的狂
妄和幼稚已经毁了自己。我那时真傻。

监狱的生活漫长而单调,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早晚各一个窝头一碗菜汤,中
午两个窝头一碗菜。除了毛选和当天的人民日报,别的什么都不能看。每天看着太
阳升起落下,想到青春在渐渐消磨掉,饥饿,孤独,寂寞和恐惧动摇了我的勇气。
我受不了了,我害怕了,我怕一辈子呆在这里。我投降了。我学会了说谎,违心地
写检查交代,自我批判,希望能得到宽大处理,早日出狱。

半年后,公安局把我们送回学校,交给XXX组织的专政队,接受群众监督批
判。从监狱里出来的我完全变了个人。我从名牌大学生变成了“一小撮”,从科学
的殿堂沉到了社会的最底层。我迷茫,我想不通。我不知道我怎么错了?为什么错
?今后该怎么办?我找不到答案,觉得好委屈,我想躺在爸爸妈妈的怀里大哭一场
,但他们远在天边,自身难保,那时除了我,我的一家都在新疆农场,爸爸在农场
被监督劳动,刚刚动过乳腺癌手术的妈妈还要下地去割稻子,两个初中刚毕业的妹
妹也下到农场劳动。我不能告诉他们我在这里所发生的事情,我不能让他们再为我
担忧了。

我曾经想到过死,仅仅有一次。那是在马鞍山一铁厂,1970年,科大从北
京下迁到安徽,分散在淮南,合肥,白湖和马鞍山。化学系是在马鞍山。一打三反
运动开始后,在淮南煤矿,在合肥,在马鞍山,科大已经有几个老师和同学因承受
不了压力自杀了,有的卧轨,有的上吊,有的服毒……。我因为是“雄师头目”自
然是批判重点,经常在夜里被拉出去提审,白天站在台上受批判,还要没完没了的
写检查,交代。

一天早晨,炼焦厂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6435班的小光也自杀了,我大吃
一惊,她是我们同年级的同学,大家相处了五年,这么年轻的生命一下子就消失了
。我心里一惊,很想到炼焦厂去看她最后一眼,但工宣队讲,谁也不许去。那天早
上,张队长在大会上讲,她是畏罪自杀,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死了还要批,她的家
属是反革命家属。那天上午的批判会就是让他们班上的人发言批判她,我听了半天
,也没听出她有什么了不起的大问题,只不过平常聊天时,说了江青几句话。而且
说她在1966年十二月黑风中,支持雄师观点,同情雄师份子。当我听到有人在
呼“罪该万死,死有余辜”的口号时,我实在承受不了了。人都死了,还要怎么样
呢?几年前当我们满怀着美好的理想一起跨进科大校门的时候,谁会想到有这样的
悲剧发生呢?

那天下午,工宣队找我谈话,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的问题比她严重得多,
张队长说,你们的性质都一样,都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你们这些大学生简直是
太狂妄了,国家花那么多钱培养你们,你们还胆敢把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胆敢反
对林彪同志和江青同志。我说,我没有反对谁,只是贴了张大字报提了点意见。张
队长大叫着说:“只是”,你还“只是”!象你这样的问题,要不是党的政策宽大
,要不是看你们是青年学生,你早就该坐大牢判刑了,你还嘴硬,你还想翻案,你
真是死不悔改。今天晚上写一份检查,明天准备接受批判。你要是再不老实,我们
就再把你送进监狱专你的政。

晚上,其他同学都睡觉了,我还在昏暗的灯下写检查。那时我们住在一铁厂炼
铁炉旁的一个工棚里。七月的马鞍山,夜里,还有三十六、七度,但我还得穿着长
裤和长衣,套上雨鞋,因为蚊子太多了。我的脸被蚊子盯了好几个大包,内衣都湿
透了,我拿着笔楞楞地坐着,一个字也写不出来。那个聪明文静的孩子的影子一直
在我的眼前晃动。我想起了陶渊明的挽歌:“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
道,托体同山阿。”这是我一生头一次遇到我熟悉的人死去,而且死得这么惨,我
听说她是从二楼跳下来的,头朝下,血和脑浆流了一地……。我简直不敢想象那可
怕的场面,昨天还是个活生生的人,今天怎么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人生怎么就这么
短?

我走到门外,看到那漆黑的夜幕上点缀着无数的星星,我记得,安徒生的童话
里讲,人死了后就升到天上,变成了一颗星星,我想她一定是那颗最亮的,因为她
是多么年轻美丽。她已经解脱了,而我还在没完没了的受煎熬,我不知到明天怎么
过关?更不知道我的未来,象我这样有严重罪行的人,还会有什么未来?

工棚门口有一条铁路是送原料到高炉去的,每天夜里都有火车驶过。我闪过一
个念头,只要我往铁轨上一躺,火车一过,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也解脱了。当
这个念头一闪过,我出了一身冷汗。赶紧跑到水龙头,拿凉水把头浇湿,让自己清
醒过来。我双手紧紧抓住水管,生怕我不能控制自己。我想我不能死,我的生命是
多么渺小,微不足道,中国有九亿人呢,我死了算什么!我一死,工宣队会宣布我
是畏罪自杀,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死了还要批,我的家属是反革命家属,其他的人
只不过多了个饭后茶余的话题,然后被人忘记。而我的亲人,爸爸,妈妈,妹妹和
我的祥会痛苦一生,我的生命对他们是多么重要,他们是多么爱我,他们不能失去
我,而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留恋的也就是他们了。只要我活着,就是对他们的安慰,
最坏的结果,把我分配到新疆农场,就在那天苍苍,野茫茫的大草原上和亲人们度
过一生。

我回到工棚里,钻进蚊帐里,汗水和着泪水,把枕头和席子都打湿了,迷迷呼
呼的,直到天亮才睡着。

第二天,太阳依旧升起来,人们依旧生活着,谁也不知道昨夜发生的事。而我
却为昨夜发生的事感到后怕。生命是多么可贵。连动物,花草都留恋生命,更何况
人,无论如何,我要活下去。活着就是为了爱你的人,也为了你爱的人。许多年后
我读到琼瑶的小说,她说过同样的话,我感到我的心和她是相通的。

为了活着,我必须学会保护自己,适应环境,我必需磨掉自己的任性和傲气,
我必须学会忍耐和服从。我知道,我的命运是掌握在工宣队的手里,今天他们说的
每一句话,都会决定我一生的命运。我必须顺着他们来。他们让我做什么,我就做
什么。我已经适应大批判了,我是一个活靶子,XXX组织给我编了一本“现行反
革命份子周平三反言论集”,我象被人要弄的猴子,脖子上挂着“现行反革命份子
周平”的牌子,从一个批判会揪到另一个批判会。好象我活着就是让人批判的,对
于这些我已经麻木了,我已经对任何的批判没有了感觉,反正说什么都一样。

虽然我被迫讲了许多谎言,但我这个人良知还在,我有一个基本原则,不管怎
么说,我不乱咬人,我不能无中生有。在整个过程中我没有伤害任何人。这事至今
回忆起来,我问心无愧。

我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人,又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因为我有我的祥,我那患难
与共,生死不渝的亲人,我那给了我生活希望,陪我走过人生坎途的伴侣。那时同
情我的人不少,但只有他有勇气来接受我,和我一起面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为
了我,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作出了极大的牺牲。后来别人问他怎么当时选择了我
,他回答得简单而实在,他说,我真的觉得她很委屈,我不忍心看她一辈子受苦,
我要保护她。在当时敢于选择我的男人真是要有不平常的勇气和不平常的胆量。他
并不难找到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姑娘过平平常常的日子,他没有必要自找这个麻烦,
自己背上这个包袱。劝他的人不少,但我们终于还是走到一起来了。我想这就是天
意,这就是缘份。人生难得有一知己,有了他,我足矣。

毕业分配的时候,他被分到贵州,后来又到了安徽农场,而我被分到宁夏西吉
县。工宣队故意这样做,想把我们永远分开,他们好残忍,他们连我这唯一的爱也
要夺去,在他们看来象我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配有爱。但我是人,是个年轻的女人,
我是多么需要爱。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645的许小昆同学(许先生现在纽约某国际组织任职
),在一打三反运动中,他因为和几个朋友在一起议论过江青而被列为全校第一号
批判对象。他当时也被分到了安徽农场。我怀着一线希望去找他,问他愿不愿意和
我交换一下。当时他也被整得很惨。但仍然很同情我的遭遇,一口答应下来,后来
他替我去了宁夏西吉县,但工宣队仍然没有让我去安徽而让我去了河南。据说后来
许小昆从宁夏调回了北京。如果有机会碰到他,我要谢谢他成全了我们一家人。

1970年分配在河南的大学生都到沉湖去劳动。在沉湖农场,所有的人都知
道女生连有一个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份子,个子不高,思想反动。很
少有人敢和我讲话。我总是被派去干最脏最累的活,我的床是在靠大门冷风直接吹
进来的地方,演样板戏时,总是让我演滦平,我的绰号就是“滦平”,别人叫我滦
平。在农场,我拼命干活,很少讲话,我想用劳动的汗水来洗刷自己的罪孽,求得
人们的谅解。后来我明白了,我就象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我的罪孽已烙在我身上,
一辈子也赎不了,洗不掉。运动一来,我就会被拉出来批斗。我已经习惯了人们鄙
视和冷漠的眼光。平时我总是忍让不和别人争吵,有一次我忍不住了和一个人吵起
来,她不和我讲理,反而大叫起来:“你算什么东西,滦平。”我就再也不吭声了
,但我的心在流血。我是多么卑谦,我没有羞耻感,没有自尊心。只有一个强烈的
欲望,我要活着。

从农场分配的时候,自然我是被分到那最差的别人不愿去的地方。我的问题没
有结论,没有帽子,但这比戴帽子更可怕,我的档案里塞满了材料,我就象生活在
屠刀下,任何人任何时候想要整我,都可以置我于死地。祥从安徽农场出来时,其
他同学分到了城市,工厂和科研单位,而他因为我则被分到安徽省临泉县杨集公社
中学当了司务长。

1972年元月,他听说我要到驻马店报到,就冒着大雪,从杨集步行了五十
几里到新蔡县乘汽车,比我先到了那里。当我们又重新见面时,我依偎在他那温暖
的怀抱里痛哭了一大场,象要把这些年所受的委屈都倾泄出来。这些年来,我象一
头受了重伤而无家可归的小羊,我是多么需要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肩膀来保护我
。我感到有了依靠,象回到了家。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经过了那些恶梦般的日
子,我们是多么渴望安安静静地生活,平平凡凡的幸福。

在古老辽阔的豫东平原上,有一个叫做西平的小县。1972年元月我被分配
到了这里。

我生在重庆,长在北京,虽然也下乡劳动过,但从来也没有想到我要在农村安
家。我们刚上大学的时候,科学院力学所的崔季平老师曾经向我们介绍过我们要学
的专业:“物理力学”。他说,这门学科是钱学森教授在我国首次创立的。他的目
标是要从物质的微观结构去了解材料的宏观性质,这是一门正在蓬勃发展的新学科
,科大的学生是我国科学技术的生力军,好好学吧,将来有许多工作等着你们呢。
在我的梦想里我们以后的去向不是研究所就是大学,或是原子弹,导弹基地。当我
们欢送高年级同学毕业的时候,对于那些能到新疆原子弹基地或西昌火箭基地的大
哥哥大姐姐们总怀着几分神秘和敬意,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去从事那崇高而神圣的
事业。

可眼下,祥在杨集公社中学当了司务长,我又来到这举目无亲的小县城。从临
泉县到西平县直线距离不太远,可没有直达汽车,他要步行到新蔡县乘汽车到驻马
店再转火车到西平,当天都到不了。县里管分配的人说:你这科技大学的学生不去
搞尖端到这小县城来作什么?县里刚建了个化肥厂,你是学化学的,就到化肥厂去
吧?

就这样我到了化肥厂,一年后我们结了婚,祥也调到这个厂了,我们在这里安
了家。

如果四人帮一直不垮台,春天迟迟不来,我们会在西平的小屋里平静地渡过我
们的一生。我再也不想当科学家了,再也不想当居里夫人了。只要再也不提雄师,
只要再也没有阶级斗争。

化肥厂的门外是庄稼地,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去,我常带孩子到这里来玩。我呆
呆地看着那一望无际的青沙帐,回想着往事,象祥林嫂一样自言自语,“我真傻,
我当初干吗要到处乱讲,干吗要把什么都承认了,我真傻……”当我看到在野地里
玩泥巴的女儿,心里涌出一股无可奈何的愁怅,难道我的孩子也要在这片庄稼地里
渡过他们的人生,难道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做科学家的梦?没有机会见到外面的世界
?哎,都是我不好,拖累了祥,连累了孩子。

然而严冬终于过去,春天毕竟来的不算太迟。

1979年的某一天,我收到科大党委的通知去参加平反大会。在会场上见到
不少老年和中年的老师,我大概算里面最年轻的了。看到他们我在想,我是不是很
幸运呢?平反文件一个一个地念着,台下一片轻轻的抽泣声。

在会上,我接到了两份平反文件,下面是这两份文件的全文(因为没有得到这
些朋友的允许,我将人名隐去):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文件

校党字(79)第 79 号

关于周平同志平反的决定

周平同志,四川重庆市人,原我校6431班学生。

1966年底至1967年初,周平同志参加“雄师”群众组织,并贴出了“
中央文革向何处去?”的大字报。主要内容是反对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破坏文
化大革命、打击老干部。1967年元月,“雄师”被定为反动组织,周平同志定
为“雄师”骨干成员,以攻击中央文革的罪名于1967年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拘
留,遭到批斗。

经复查,周平同志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大字报是完全正确的。现决定:予
以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推倒一切不实之词。

中共中国科技大学委员会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六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文件

校党字(79)第 30 号

关于“雄师”群众组织的平反决定

1966年底至1967年初,我校教师XXX、学生周平、XXX等二十多
位同志成立“雄师”群众组织,在校内贴出了“中央文革向何处去?”的大字报。
主要内容是反对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以中央文革名义破坏文化大革命,这本来
是我国政治生活中正常的民主权利,由于林彪、“四人帮”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
扰和破坏,XXX、周平、XXX、XXX、XXX等五同志遭到迫害,于196
7年元月被拘留,批斗,因参加过“雄师”群众组织或同情“雄师”观点的XXX
等二十四位同志在一打三反运动中遭到审查批判。现决定:对“雄师”群众组织予
以平反,对XXX、周平等二十九位同志予以恢复名誉,销毁与此有关材料,撤销
因此事所作的结论。

中共中国科技大学委员会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下面有二十九人的名单。

看着这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我的泪水把这张纸湿透了。我知道这每一个名字的
后面都有一个血泪斑斑的故事,而且我知道还有许多人的名字没有列在这名单上。

看着这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十几年前的往事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1967年元月十四日,那是一个多么寒冷的夜。那天夜里,一辆车子到科大
校园里逮捕了五个“雄师骨干份子”,有人在寂静的操场上大叫:“抓人了!”许
多学生,老师,工人,家属闻讯赶到了校东大门,车子被堵在离东大门的不远处就
挪不动了,愤怒的人群在车子外面质问:“凭什么抓学生?”“写一张大字报就抓
人?这不符合十六条!”这时我听见车里有人说:“科大反中央文革的势力太强,
简直成了反革命老窝了,太嚣张了。”双方僵持了大约两个小时,最后是调来了警
察,才把堵在路上的人群驱开,车子才缓缓开出玉泉路科大校园,但仍然有上千人
拥挤在道路两旁和校门口,在那漆黑的冬夜,在那凛冽的寒风中,默默地为我们送
行……这是多么悲壮的一幕!

这不是小说,也不是电影剧本,明月为证,天地为证,在场的几千个科大人为
证,这是1967年元月十四日发生在玉泉路科大校园的真实的一幕,这是民心,
民意,这是历史……。

我拿着这平反文件到了校平反办公室,一个慈祥的老人接待了我。我说,我很
高兴校党委对历史作出了正确的结论,但我还有几点要求:

第一,平反文件讲我们的大字报是“反对”中央文革,“反对”这个词不对,
因为我们的大字报没有反对任何人,对一个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民主的
生活,是符和宪法的。不能因为有不同意见就是“反对”。我没有先见之明,我也
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去反对大人物。那个老人看我一本正经很认真的的样子,觉得很
好笑,就说,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咬文嚼字了嘛。

第二,我说,受雄师问题牵连而受到迫害远远不止这二十九人,有许多人虽然
没有参加雄师但因同情雄师观点或者元月十四日去拦车也受到了迫害,校党委也要
为他们平反,我递给他一份名单,上面有我和祥所能回忆起来的人名单,我说据我
了解,受“雄师”一案牵连,在科大,在清华,北大,北航,地院,北大附中,京
工附中以及其他大专院校共有大约有上千人,他接过名单说,对于科大的人我们会
尽快调查了解作出结论。对其他学校的人,他们自己会处理。

第三,受雄师一案牵连,我的八本日记本被抄走,我要求把我的日记本归还给
我。他说,事隔那么多年,这些材料已经找不到了,很抱歉。

这八本日记本是我从小学四年级到大学二年级的日记,是爸爸妈妈送给我的礼
物,他们让我把最重要的,有意义的和值得纪念的东西写下来,长期地写下去,将
来就是你的生命史。这些日记记录了我从童年,少年到少女的成长足迹,记录了我
的理想,我的追求和我的梦,这日记没有虚伪和掩饰,是我内心世界的自白。但在
文革中,我的日记却被整页整页的抄在大字报上供人们批判,我从来也没有想到我
的内心世界会被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也没有想到我的日记会成为我的罪状,从那
时起我就再也不写日记了。现在我的日记再也找不回来了,我的青春,我的梦……
都永远地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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