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桥:《回归淡彩手卷》

[注]1997年香港回归,我对香港有很特殊的感情,心中难免感慨万千,虽然有很多写香港回归的文章,却读不到一篇真正合我心意的作品,直到发现董桥这篇文章。这是我读到的董桥的第二篇文章,发表于台北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 楔 子

一九六零年夏末,我乘坐一艘破旧的日本兴安丸轮船从南洋到台湾读书。全程
九天九夜,第七天夜里船到香港停留一个晚上,乘客不准上岸。我在船上远远观赏
香港的夜景和晨曦,觉得很漂亮。一九六五年我离开台湾,辗转来香港定居,过著
清淡而安稳的日子。七十年代在英国生活了七年之後,我还是舍不得这个小小的英
国殖民地,又回来住到现在。这是中西意识形态的交会点∶韩素音瞬息缤纷的恋情
;张爱玲暗香浮动的绣像;还有那千千万万流亡的中国读书人的泪影和笑声;千千
万万冒险的中国生意人的拚搏和兴旺。海的那一边是火红的敌国;她打一个喷嚏香
港就发烧;她捱几顿饿香港就胃痛。突然之间,九七来了。日常生活里连柴米油盐
酱醋茶都染著英国名门望族品味的殖民地精英不走。在大英帝国悠悠的安魂曲中,
他们低吟瑞典大导演英玛.柏格曼名片FANNY AND ALEXANDER
的一段话∶「人间是匪窟贼窝,夜色渐渐深沈。强盗凶手转眼就要来了……,所以
,开心的时候且尽情开心。我们都要宽容,要慷慨,要体贴,要好心。在这个沾亲
带故的小世界里,乐趣当然是要有的∶可口的饮食,温柔的微笑,茂盛的果树,还
有那蹁蹁跹跹的几曲圆舞。」回归也许正是这样风雅、这样深刻、这样伤感的时刻
,没有理论,没有使命,没有文路的浮想……

⊙ 太平山顶有一蟾蜍石

只剩几天了,邱吉尔的酒馆关门,喝不完的啤酒运回伦敦;接著,牧童遥指的
酒家高高挂起灯笼、挂起酒旗,一埕埕的董酒飘散著幽幽的芳香。这个时候,北京
、上海、台北、香港的报纸杂志纷纷函电约稿,要你的笑声,要你的泪影,要你的
回忆,要你的感想,要你的恐惧,要你的兴奋,要你的惆怅,要你的企盼。杯盘狼
藉之後,添酒回灯之前,历史的倒影撒满港九之间的海面。维多利亚女王曳地的长
裙缓缓消失在皇后大道中的拐弯处,邓小平的布鞋悄悄步上会展中心那边的舞台,
文武百官亦步亦趋。

还回借来的地方。还回借来的时间,一九七七年,EDWARD HEATH
在TRAVEL’S PEOPLE & PLACES IN MY LIFE
说,他在香港问人家说,有什麽话要我带回英国吗?他们异口同声答道∶「有,不
要阻止我们展示我们在香港做出来的成绩。」第二天晚上,他碰到一位年轻的英国
人,看到了另外一种心情。那个英国人告诉他说:「不能再这样不停的赚钱了,他
们这样搞太不健康了,不能再让他们这样搞下去了。」

可是,鲁平说:「到了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你们一觉醒来,将会发现窗外飘
著五星旗和你们的紫荆花区旗,但除此之外,香港还是原来的香港。」炒楼炒股的
照样炒楼炒股,赚钱发达的照样赚钱发达。港澳办副主任陈滋英在北京出席香港区
全国政协委员会议的时候,借用英国十八世纪文豪SAMUEL JOHNSON
的一句话形容香港:「没有人会厌倦香港,除非他厌倦兴旺发达。」『明报』说,
约翰逊原句中译是:「没有人会厌倦伦敦,除非他厌倦生活。」

从文化层面上看,今日的香港当然远远比不上当年的伦敦。香港的兴旺发达给
大部分享有丰盛物质生活的人带来身心的极度亢奋,香港社会於是长期沈醉在这种
经济春药引发出来的自我膨胀状态之中。疯狂的楼市已然粉碎了所有自力更生的小
人物的尊严;在营营役役而始终求不到立锥之地之後,乾净诚朴的人纷纷染上了佛
洛依德所说的「毫无内容的纯罪感」。香港处在这样的形势了,陈滋英说的那句「
没有人会厌倦香港,除非他厌倦兴旺发达」,反而成了一句冷酷的嘲讽。对兴旺发
达不感到厌倦的人是兴旺了发达了的人。大部分香港人都算不得兴旺发达;他们对
香港不感到厌倦,那是因为他们宝爱香港自由开放的气氛;香港允许他们追求兴旺
发达,也允许他们不追求兴旺发达,甚至允许他们假装把香港当作十八世纪约翰逊
时代的伦敦,好让他们精神上好过一点。

香港美丽的传奇就这样在酒馆里的红灯绿酒之间流传,象神话。於是,你想到
另一则神话:香港山脚下的蟾蜍石一寸一寸向上挪动,挪到太平山顶的那一天,香
港也就回归中国了。那是好多好多年前,在香港教书的许地山教授说的。

⊙ 不要假洋鬼子,不要小红卫兵

『大公报』的「回归话当年」版写银都机构名誉董事长廖一原,提到五、六十
年代长城、凤凰、新联三家左派电影公司的旧事,陈述当年港英政府处处提防爱国
思想的蔓延。我小时候看过很多这「三公司」出品的电影,至今记忆犹新。那的确
是作风正派、满心理想的电影工作者的优秀作品,内容健康高尚,艺术水平不低,
一些历史故事和文学作品改编的巨片尤其可贵。『大公报』提到当时一股爱国进步
力量开始在影圈中形成,「读书会」等组织应运而生。五二年一月形势逆转,港英
政府突然发难,将在港的左派影人刘琼、舒适、沈寂、司马文森、白沈、马国亮等
十人列入黑名单,一夜之间全部驱逐出境。此後一段很长时间,港英政府对左派电
影多方卡压,南方影业公司发行的内地影片,只要主题、内容稍微牵涉爱国主义或
民族意识,尤其是揭露英国殖民主义者侵略史实的影片,都遭到当时电检处的百般
刁难和限制,以种种藉口禁映。「东方红」、「林则徐」、「青春之歌」等影片都
不能和群众见面。在内地文革和香港反英抗暴的冲击下,廖一原和演员付奇、石慧
等都被港府送进摩星岭「集中营」里。

殖民主义统治自然不能容许殖民地人民激起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香港
当年走过的殖民道路,的确影响深远,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扭转过来的趋势。可是,
英国人七十年代以来步步放弃铁腕治港的政策,正是香港安定繁荣的基石。

我一向相信香港过去二、三十年成功,英文的普及、社会的开放和资讯的发达
是关键。我也一向相信中国人的种族歧视心态一点都不淡,港英政府当年虽然压制
香港人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香港人并不因此亲英,香港人的乡土观念不因此消
亡。打击香港人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的是过去中国大陆的政治风暴和同胞亲人的
悲惨命运。香港人现在著意提高中文水平,与其说是逆子的忏悔,毋宁说是文化的
温故,同样重要的是打好英文的基础。今後的精英教育制度培养的应该是中英文俱
佳的新阶级,不是驱逐同胞的假洋鬼子,也不是批斗同胞的小红卫兵。

六月号的『国家地理杂志』刊登专文评述法属波利尼西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教人格外怀念这个南太平洋地区美丽土著的命运,尤其是在香港这样的历史时刻
。「我们这个时代根本是个可悲的时代,我们偏偏不肯认命。狂澜既倒,我们都在
断瓦颓垣之中,慢慢养成一点新习惯,抱著一点新希望。费劲是相当费劲了∶此去
并无坦途,可是重重障碍,我们也有法子绕路走,甚至手脚并用攀过去。反正我们
不管天塌了多少下来都只好活下去。」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样开笔。
⊙ 听那波利尼西亚的海韵

中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亚群岛,一百五十多年来一直是法国的殖民地。去年上
半年,法国单方面决定在大溪地东南方一个小岛上恢复核子试爆,法属波利尼西亚
的土著群起反对,抗争连绵几个月之後终於平息了:乐园永远是风声鹤唳中的乐园
,却始终没有沦为失乐园。法国政府尽力保持这些美丽而青翠的蔚蓝的群岛长期平
静:让香港悄悄脱离大英帝国的管治;让全世界掀起非殖民化的浪潮;大溪地不但
永远是法兰西的属地,而且永远是法国。「我们实行了比英国人更浓烈的家长制,
」法国一位最高专员说。在家长制的统治之下,波利尼西亚一百五十多年来都是半
自治、半独立、半现代、半原始、半进步、半反动的地方,对「过去」兴趣不大,
对「未来」信心不强。法国的核子计画给这个乐园带来了财富,每年人均收入约一
万五干五百元美金,比南太平洋的斐齐群岛等邻近地区富裕三倍。可是核试一停,
经济萧条、失业剧增,法国答应提供经济支援到二零零六年。波利尼西亚土著独立
党的党魁奥斯卡·德玛鲁说∶你见不到伤疤,可是伤口都很深。」他说,法国的梦
是变成一个超级强国;我们的梦是自由、自由、自由。奥斯卡看到他们的人民开始
学习他们自己的历史;法国人已经批准他们的人民说自己的语言了;可是,前路漫
漫,非常崎岖。「法国人始终不会放过我们」:一百一十八个大小岛屿,人口只有
二十二万人,总面积跟西欧一样大,法国要在这一大片太平洋地区行使主权,利用
它、开发它、剥削它。

一位波利尼西亚土著英雄的後裔担心这样的殖民侵略是一场等不到天亮的梦魇
。她担心欧洲一旦统一,欧洲人都可以到这个乐园居住工作,抢走土著的饭碗:「
我不主张我们必须实行孤立政策。我只盼望他们允许我们保存我们的傅统和文化。
现在,就算法国人都走了,我们也做不到这些了。电视毁了我们。以前,每天晚上
每一个家庭的父母都会把我们的传统故事、传统智慧、传统家教传授给我们的下一
代。现在都没有了。」她说,「我们求的是允许我们做回真正的我们,过我们的日
子,决定我们的命运。」在这样浪漫的蓝海绿林里,民族的悲鸣竟像古老的传说那
样苍凉。二十世纪中叶,大溪地已经是传奇和荒远的同义字。作家JAMES
MICHENER说:「辽远的波利尼西亚经历好几个国家的恶政统治,经历各种
强盗的蹂躏。那儿并不富裕。人民没有多少值得欢乐的喜事。那是世界逆流的馀波
。可是,这些渺小的群岛却给历史带来了最永恒的人间乐园的景观。」太平洋上甜
甜的微风吹走了波利尼西亚人的一切窘境。食物生长在青翠的树上、遨游在蔚蓝的
海里。人间没有一处地方壮丽得这样教人一见倾心。画家高更唾弃文明社会,在这
里的一个小岛上追求他的原始主义,到死还在诅咒法国国旗下殖民政策的虚假与专
横:高更宁愿举头迷恋天上的月亮而错过脚下的六个便士;殖民政府宁愿俯身亏搜
集地上无数的六便士而冷落天上的月亮。高更的「两个大溪地女人」终於象徵了画
家对殖民主义的浓烈的控诉:「允许我们保存我们的传统和文化」,「允许我们做
回真正的我们」——在浓郁的长发中,在丰盈的乳房里,在呢喃的蓝海边……

⊙ 是妇人的足音?是过客的马蹄?

一九四八年冬天,中国大陆局势蜕变,北平风声日紧,梁实秋应陈可忠之邀退
到广州中山大学教书。他在「槐园梦忆」里说,广州平山堂半年,开始有身世飘零
之感,法舫和尚送他一部『金刚经讲话,附心经讲话』,夫妇俩捧读多遍,若有所
契。梁先生常到学校大礼堂後面观赏盛开的木棉花,「花败落地,訇然有声,据云
落头上可以伤人。她从地上拾起一朵,瓣厚数分,赏玩久之。」梁实秋这一段回忆
写得笔淡情深,道尽乱世书生颠沛流离的精神面貌,教我忍不住引入十多年前写的
那篇「回去,是为了过去」。当时,海峡两岸已经隔绝了三十多年,多少亲情爱情
乡情国情都了无著落。我常常想到在台湾念书时期学校宿舍里的老校工:退伍军人
,家在山东,从精壮的岁月苦等到凋零的暮年,始终回不了家。寒冬的深夜,常常
看到他微醺的步履踏月回来,悄声吟唱几句京戏,悲凉彻骨。我那篇旧作里於是写
到「中国人念旧近乎偏执;最难忍受倒不是烽火连三月,而是家书不敢说的故园消
息。」後来慢慢有人从台湾经过香港辗转回乡,久别团圆的喜悦洋溢在多少人家的
庭院里:「中国人期待的不是炮声,是归人跫然的足音……温山软水慢慢从噩梦中
醒过来了;城郭如故,明月依旧,燕子来时,关心的是昔日的黄昏深院,不是日月
换了的新天。」

於是,老一辈的中国人经历国破,经历家散,经历人亡,宁愿一生平平静静乞
求吉祥,乞求如意:「中国传统的政治要求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是农业收成有保障,人民有饭吃;国泰民安是国家安全,不受外敌威胁和侵略。清
朝皇帝的宝座之旁,例有金制或铜制的两只象,象背上有瓶,谐音为”太平有象”
。天下太平是中国人自皇帝以至庶民同时祈求的事,天下太平就是国家安全。」

查良镛先生这样的老一辈中国读书人因此觉得香港人长期以来没有可以归属的
国家,一生安乐,所以国家安全的观念很淡薄,甚至认为香港特区政府引进「国家
安全」的概念,也是当政者利用这个名义镇压百姓。他说,中国大陆国歌呼吁不愿
做奴隶的人们起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
时候……。」那正是为了保卫国家安全。他说,「香港年轻人如果不懂,问问经历
三年八个月被日军占领时期的长辈就知道。」

我不难了解老一辈中国人浓烈的国家民族意识,也不难了解他们经历了苦难岁
月之後的憧憬,更不难了解他们谦和的宿命心情。梁实秋夫妇在平山堂捧著佛经默
读多遍,若有所契,正是逆境中追求慰藉的法门。可是,我也觉得一生安乐的新一
代人,早已经进入美丽的多元化世界网路之中,谁都不能想像在这样的按钮时代里
,中国人还必须准备用自己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木棉树上掉下来的木棉花绝
不会那麽巧合打中自己的头。新一代人既不信,也不怕。他们深信不疑的国家安全
观念是发展民主和发展科技。现代科学技术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化解老校工几十年的
乡思。皇帝宝座旁要摆放的不是”太平有象”,是电脑、电话、传真机。一九九七
年七月一日香港回归祖国之後,祖国听到的未必全是归人跫然的足音,还有一些是
过客达达的马蹄。

⊙ 尾声

香港的六月漫天风南。江山苍茫,高楼朦胧,我竟频频想起郑愁予一九五四年
写的那一首短诗「错误」:「我打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文化的中国常常惹人依恋:可惜政治的中国往往是「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
」,中南海的心依然不能消受海峡这边的几番风雨,彷佛「小小的寂寞的城」,也
像「青石的街道向晚」。满脸风霜的游子牵挂的其实是雨天的墨盒,风中的香炉,
还有卖花声里的长巷,风雪迷离的石桥,河畔柳梢的冷月。无奈「跫音不响,三月
的春帷不揭/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我也像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那样,
「希望见到香港人的文化认同,心理过渡全部完成。一个融会新旧,兼容东西的中
华文化在港人的积极贡献之下得到振兴」,从此不必宣示「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
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八曰剪裁修补月来所写回归文字,以「楔子」及「尾声」绾
而成篇,聊遣幽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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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人类心智的荣耀

为了人类心智的荣耀
傅里叶先生认为,数学的主要目的是服务人类、解释自然现象;
但像他这样的哲学家应该知道,
科学的唯一目的是为了人类心智的荣耀,
因此一个关于数的问题与一个关于宇宙体系的问题具有同样的意义。

                                 —— 雅可比 (1830年7月2日)

经常听到一些“这个东西有没有用”式的陈词滥调。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成功学泛滥的时代,学校里面教的东西和多数学生们追慕的都是披着各种学科外衣的成功学,而不是追求心灵的自由。

The true value of a human being is determined primarily by the measure and the sense
in which he has attained liberation from the self.

——– Albert Ein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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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心灵深处的荒野中探险

我们中国人的教育里面,关于“恐惧”和“规范”的教育尤其的深厚。当然这不全是坏事,它让我们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如何在社会上生存。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从事数学和物理这样极端地需要创造力的领域的人来讲,如何放下历史和教育里面不断积累的各种包袱,轻装上阵,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恐惧会阻碍我们长时间完全投入地思考手边的问题,恐惧会让我们去不停地关心别人在做什么,学术的主流是什么,恐惧会阻碍我们走到心灵深处的荒野中去探险。说到底这种恐惧是对孤独的恐惧。

是对孤独的恐惧让我们更加留恋绚烂多姿的科学殿堂,在那里每天都有川流不息的人群,有无数前辈为我们建立的科学丰碑,有目不暇接的科学新闻,会议,展览,以及比咖啡和茶更佐谈资的科学轶闻和八卦。人们太爱这座辉煌的殿堂了,这里是他们美丽富饶的精神家园,因此他们时常感叹感叹人类的成就之博大精深,他们觉得穷其一生也只能看看这座城市一个小小侧面。他们理所应当地忽略了家园之外还有广袤无边的无“人”地带。

Grothendieck说能够带我们走出家园(或牢笼)去更广袤的天地里探索的力量就是“the capacity to be 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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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探索的动机》(爱因斯坦在普朗克生日会上的讲话)

在科学的神殿里有许多楼阁,住在里面的人真是各式各样,而引导他们到那里去的动机也各不相同。有许多人爱好科学是因为科学给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科学是他们在这种娱乐中寻求生动活泼的经验和对他们自己雄心壮志的满足。在这座神殿里,另外还有许多人是为了纯粹功利的目的而把他们的脑力产物奉献到祭坛上的。如果上帝的一位天使跑来把所有属于这两类的人都赶出神殿,那么集结在那里的人数就会大大减少,但是,仍然会有一些人留在里面,其中有古人,也有今人,我们的普朗克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我们所以爱戴他的原因。

我很明白在刚才的想象中被轻易逐出的人里面也有许多卓越的人物,他们在建筑科学神殿中做出过很大的也许是主要的贡献;在许多情况下,我们的天使也会觉得难以决定谁该不该被赶走。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如果神殿里只有被驱逐的那两类人,那么这座神殿决不会存在,正如只有蔓草就不成其为森林一样。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说,只要碰上机会,任何人类活动的领域都是合适的--他们究竟成为工程师、官吏、商人还是科学家,完全取决于环境。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 那些得到天使宠爱而留下的人吧。

他们大多数是沉默寡言的、相当怪僻和孤独的人,但尽管有这些共同特点, 他们之间却不像那些被赶走的一群那样彼此相似。究竟是什么力量把他们引到这座神殿中来的呢?这是一个难题,不能笼统地用一句话来回答。首先我同意叔本华所说的,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 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由变化不定的欲望的桎梏。一 个修养有素的人总是渴望逃避个人生活而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这种愿望好比城市里的人渴望逃避熙来攘往的环境,而到高山上享受幽寂的生活。在那 里透过清净纯洁的空气,可以自由地眺望、沉醉地欣赏那似乎是为永恒而设计的宁静景色。

除了这种消极的动机外,还有一种积极的动机。人们总想以最适合于他自己的方式,画出一副简单的和可理解的世界图像,然后他就试图用他的这种世界体系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征服后者。这就是画家、诗人、思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各按自己的方式去做的事。各人把世界体系及其构成作为他的感情生活的中枢, 以便由此找到他在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内所不能找到的宁静和安定。

在所有可能的图像中,理论物理学家的世界图像占有什么地位呢?在描述各种关系时,它要求严密的精确性达到那种只有用数学语言才能达到的最高的标准。另一方面,物理学家必须极其严格地控制他的主题范围,必须满足于描述我 们经验领域里的最简单事件。对于一切更为复杂的事件企图以理论物理学家所要 求的精密性和逻辑上的完备性把它们重演出来,这就超出了人类理智所能及的范 围。高度的纯粹性、明晰性和确定性要以完整性为代价。但是当人们胆小谨慎地把一切比较复杂而难以捉摸的东西都撇开不管时,那么能吸引我们去认识自然界的这一渺小部分的,究竟又是什么呢?难道这种谨小慎微的努力结果也够得上宇宙理论的美名吗?

我认为够得上的。因为,作为理论物理学结构基础的普遍定律,应当对任何 自然现象都有效。有了它们,就可能借助于单纯的演绎得出一切自然过程(包括 生命过程)描述,也就是它们的理论,只要这种演绎过程并不超出人类理智能力太多。因此,物理学家放弃他的世界体系的完整性,倒不是一个什么根本原则问题。

物理学家的最高使命是得到那些普遍的基本定律,由此世界体系就能用单纯的演绎法建立起来。要通向这些定律,没有逻辑推理的途径,只有通过建立在经验的同感的理解之上的那种直觉。由于这种方法论上的不确定性,人们将认为这 样就会有多种可能同样适用的理论物理学体系,这个看法在理论上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物理学的发展表明,在某一时期里,在所有可想到的解释中,总有一个 比其他的一些都高明得多。凡是真正深入研究过这一问题的人,都不会否认唯一 决定理论体系的实际上是现象世界,尽管在现象和他们的理论原理之间并没有逻辑的桥梁;这就是莱布尼茨非常中肯地表述过的“先天的和谐”。物理学家往往 责备研究认识论的人没有足够注意这个事实。我认为,几年前马赫和普朗克的论战,根源就在这里。

渴望看到这种先天的和谐,是无穷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我们看到,普朗克就是因此而专心致志于这门科学中的最普遍的问题,而不是使自己分心于比较愉 快的和容易达到的目标上去的人。我常常听人说,同事们试图把他的这种态度归因于非凡的意志和修养,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促使人们去做这种工作的精神状态, 是同宗教信奉者或谈恋爱的人的精神状态相类似的,他们每日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我们敬爱的普朗克今天就坐在这里, 内心在笑我像孩子一样提着第欧根尼的风灯闹着玩。我们对他的爱戴不需要作老生常谈的说明,我们但愿他对科学的热爱将继续照亮他未来的道路,并引导他去 解决今天理论物理学的最重要的问题。这问题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并且为了解决 这问题他已经做了很多工作。祝他成功地把量子论同电动力学、力学统一于一个单一的逻辑体系里。

送给和我一样还在黑灯瞎火的路上探寻光明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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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pacity to be alone” by Alexander Grothendieck

Since then I’ve had the chance, in the world of mathematics that bid me welcome, to meet quite a number of people, both among my “elders” and among young people in my general age group, who were much more brilliant, much more “gifted” than I was. I admired the facility with which they picked up, as if at play, new ideas, juggling them as if familiar with them from the cradle — while for myself I felt clumsy, even oafish, wandering painfully up an arduous track, like a dumb ox faced with an amorphous mountain of things that I had to learn (so I was assured), things I felt incapable of understanding the essentials or following through to the end. Indeed, there was little about me that identified the kind of bright student who wins at prestigious competitions or assimilates, almost by sleight of hand, the most forbidding subjects. In fact, most of these comrades who I gauged to be more brilliant than I have gone on to become distinguished mathematicians. Stil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30 or 35 years, I can state that their imprint upon the mathematics of our time has not been very profound. They’ve all done things, often beautiful things, in a context that was already set out before them, which they had no inclination to disturb. Without being aware of it, they’ve remained prisoners of those invisible and despotic circles which delimit the universe of a certain milieu in a given era. To have broken these bounds they would have had to rediscover in themselves that capability which was their birth-right, as it was mine: the capacity to be alone.

                           —– by Alexander Grothendi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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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执的完美

我总觉得人就是一个会犯错的动物,很多的作品,不论是数学物理论文,还是文学,评论,艺术,除了有闪光之处,往往也有很多的缺陷和不足。这正是一个特别正常,特别有人味儿的现象。

每一位数学家都清晰无误地把自己的恐惧,虚荣,急躁清晰地展现在他她的作品里。 而在每一件伟大的作品里,我们都能看到那种超乎常人的耐心,没有一点急躁,有的是达芬奇的绘画里面的那种永远拒绝加速的悠然自得。

但是每当我看到一个毫无缺点,近乎完美的作品的时候,我就能感受到作品背后的一个偏执到接近疯狂的灵魂,就象米开郎基罗的西斯廷的天顶画,那简直是非人力所及,难怪达芬奇也觉得“五雷轰顶”。Edward Gibbon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和 Grothendieck的数学著作都是一样的breathtaking。可以想像作者内心的不平凡,或许那个内心是巨浪滔天:

 You must have chaos within you to give birth to a dancing star.
Friedrich Nietzsche(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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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大自然的箫声

发现往往是在有意和无意之间,更多的是一个倾听和接收的过程,是每一个孩子都自然拥有的能力。最让我着迷的问题总是那些根本不知道如何formulate,或者not well-defined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特别容易让你进入和享受这个倾听和接收的过程,这时候所有的知识都是包袱,你只需一个本来无一物的自由心灵,这时候也最是急不得,需要静下来,忘掉所有知识带来的噪音,一起来倾听大自然的箫声。

我们中国的教育非常强调知识,强调基础,仿佛真的有那么一个“基础”,确实有很多的数学家也确实相信有那么一个基础,在此之上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美丽富饶的精神家园,但是美丽富饶家园往往也成了最坚实的精神牢笼。我不知道这个基础是什么,我也不相信它真的存在,我们离找到适合描述大自然的语言还很遥远,我们的寻找也许永远也没有尽头。在这个漫长的寻找和等待的过程里,很多时候知识都是包袱,你更需要一个能够去倾听的能力,一个曾经被我们的教育不断地剥夺的能力,这个能力当然也可以重新练习,天真也一定可以修行,否则佛教徒都是徒劳了。

文小刚老师问过“我们如何研究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的问题,Grothendieck给出了一个非常有深度的回答。我们的修行也可以从聆听这位智者的低语开始,以下摘自Grothendieck的《收获与播种》。

One cannot invent the structure of an object. The most we can do is to patiently bring it to the light of day, with humility – in making it known it is “discovered”. If there is some sort of inventiveness in this work, and if it happens that we find ourselves the maker or indefatigable builder, we aren’t in any sense “making” or “building” these structures. They hardly waited for us to find them in order to exist, exactly as they are! But it is in order to express, as faithfully as possible, the things that we’ve been detecting or discovering, to deliver up that reticent structure, which we can only grasp at, perhaps with a language no better than babbling. Thereby are we constantly driven to invent the language most appropriate to express, with increasing refinement, the intimate structure of the mathematical object, and to “construct” with the help of this language, bit by bit, those “theories” which claim to give a fair account of what has been apprehended and seen. There is a continual coming and going, uninterrupted, between the apprehension of things, and the means of expressing them, by a language in a constant state improvement, and constantly in a process of recreation, under the pressure of immediate necessity.

As the reader must have realized by now, these “theories”, “constructed out of whole cloth”, are nothing less than the “stately mansions” treated in previous sections: those which we inherit from our predecessors, and those which we are led to build with our own hands, in response to the way things develop. When I refer to “inventiveness” ( or imagination) of the maker and the builder, I am obliged to adjoin to that what really constitutes it soul or secret nerve. It does not refer in any way to the arrogance of someone who says “This is the way I want things to be!” and ask that they attend him at his leisure, the kind of lousy architect who has all of his plans ready made in his head without having scouted the terrain, investigated the possibilities and all that is required.

The sole thing that constitutes the true “inventiveness” and imagination of the researcher is the quality of his attention as he listens to the voices of things. For nothing in the Universe speaks on its own or reveals itself just because someone is listening to it. And the most beautiful mansion, the one that best reflects the love of the true workman, is not the one that is bigger or higher than all the others. The most beautiful mansion is that which is a faithful reflection of the structure and beauty concealed within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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